摘要:元代是景德镇制瓷业日趋成熟、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期。元代景德镇青花、釉里红瓷器的成功烧造,对后世制瓷业

元代是景德镇制瓷业日趋成熟、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期。元代景德镇青花、釉里红瓷器的成功烧造,对后世制瓷业的影响无疑是重大的,从而决定了明清制瓷业的发展方向,也奠定了此后景德镇成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


 


  从宋、明景德镇瓷业生产能力看元代制瓷业的发展

  元代景德镇制瓷业是在继承宋代已有的生产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代的制瓷业又继承了元代制瓷业的生产力和创新成果,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根据考古资料,景德镇南河及小南河流域主要分布宋、元时期的古窑场,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工艺十分精湛。如湘湖塘下窑址,原有窑包堆积十处,总面积65,000平方米;湘湖街窑址,窑包堆积五处,总面积12,000平方米;湘湖白虎湾窑址,窑包堆积面积达30,000平方米;著名的湖田窑址,是古瓷窑址中烧瓷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一处,其窑包范围为40万平方米;三宝蓬古瓷石矿遗址,与湖田、杨梅亭等南河流域窑场连成一体,形成一个庞大的瓷器烧造区。从这些庞大的古窑址的历史遗存中,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宋代景德镇瓷业生产能力、生产规模、烧造技术和工艺水平。


     明代制瓷业是在继承元代制瓷业生产力基础获得盛况空前的发展,并且出现了“民窑”和“官窑”争奇斗艳。据调查资料表明,明代景德镇河东流域一带为民窑的制瓷业集中产区,古窑址分布在瑶里乡全境及毗邻的鹅湖乡一带,窑包堆积达30余处。张甫生著的《青花瓷器鉴定》中记载:景德镇地区明代民窑900座,年产18万担。
  
     为满足朝廷消费需求,明初时朝廷开始设立御窑。清蓝甫著《景德镇陶录》记载:“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记载,御窑在明初建立时有28座,至宣德年间增至58座。明代御窑厂为朝廷烧造的瓷器数量特别巨大,据《大明会典》194卷的记载,宣德八年,一次就烧造龙凤瓷器44.35万件。


    宋明两代瓷器巨大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是与当时瓷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由此,我们也可以大致推测出,处于宋、明两代之间、承上启下的元代景德镇制瓷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由这一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可能所生产的元青花的数量众多。


  从元代生产能力看元青花的“数量”

  毫无疑问,元代景德镇制瓷业生产力是在继承宋代瓷业生产力基础上,有了巨大发展和质的飞跃。
  据元人蒋祈在《陶纪略》中记:“景德镇,有窑300余座。”而这300座窑,就是元代景德镇瓷业生产力发展物质基础。从目前传世及出土的瓷器看,元代景德镇除继续生产宋代已有的青白瓷和黑釉瓷外,还创烧了大量新品种:青花、釉里红、卵白釉、蓝釉、褐釉、红绿彩、孔雀绿釉等。根据考古瓷资料看,元代景德镇烧制瓷器的窑场主要以湖田、落马桥、珠山等处为主,其余如银坑坞、观音阁、曾泉弄、塘下、力尧也有烧造。从窑场堆积物残片看,当时生产量也是相当巨大。


     我们再从宋、元代瓷税角度,看元代制瓷业的生产能力与规模,从而推测景德镇瓷器的产量和元代青花瓷器的生产规模。


     雍正《江西通志·文渊阁中四库全书本》卷二七“饶州府”条引明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宋景德中始置镇,因名。置监镇一员。元更景德镇税课局监镇为提领。明洪武初,镇如旧,属饶州浮梁县。”在宋代,景德镇一年上缴国家的税收,据《宋会要辑稿》载:“景德镇,3337贯950文”。而这相当于宋代定窑的“曲阳……龙泉镇,359贯480文”的近十倍,足见景德镇的生产能力和瓷业税收给国家的利润之巨。


     进入元代,据陈垣在《元典章校补》卷九“额办课税处所:五百锭以上……浮梁县景德镇”。按元代钱币一般换算法则:至正“中统元宝交锭”,新钞一贯等铜钞一千文,一贯等于一两,五十两等于一锭。景德镇一年要上缴国家的税额至少在2,5万贯以上。可见,元代上缴给国家的瓷业税收是宋代景德镇瓷业税收的七倍略强。这充分说明,元代景德镇瓷业生产能力、生产规模与贸易的兴盛和各种瓷器产品在市场上所占有的份额进一步扩大。同时也说明,元代景德镇生产瓷器的规模相较宋代大了许多,其产量也十分庞大。 ;   景德镇元青花瓷器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民窑生产的普通日用瓷,其器型小、档次低,价格便宜,可满足一般普通百姓的生活需求。另一类是“官搭民烧”的“贡瓷”,其器型硕大,纹饰精美,品质极佳,价格昂贵。这是专为宫廷权贵欣赏、把玩的高档瓷器品种,属于元代贵族的“特贡瓷器”,是皇帝专门用于对权臣、贵戚、将领、宗教头领以及外交使节进行恩赐与封赏的礼品。在元代,大致有以下七类人员可能得到皇帝的赏赐或有能力享用:第一类为蒙古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的大汗及其贵戚;第二类为元代中央政府三公、中书省、六部(吏、户、礼、兵、刑、工)、枢密院、御史台、宣政台、宣微院、太常礼院、将作院、通政院等三品以上的权臣;第三类为元代地方官吏,包括全国十一个行中书省、宣慰司以及路、州、府、县的官吏,官阶在六品以上者;第四类为军队的元帅、将领;第五类为宗教头领;第六类为定居于中国的穆斯林富商;第七类为元代汉族的富商和地方豪绅。中国是一个崇尚厚葬习俗的民族,以上生活在元中后期的七类权臣、官吏、富商的墓葬或遗留的窑藏,很可能是元青花的“踪迹”所在。


  探寻元青花瓷器的“踪迹”

  从上述可知,元代景德镇的瓷器产量巨大,传世品却并不是太多。从目前已知的发现元青花的地点主要在国内、中东地区、东南亚地区,那么其具体的踪迹又在哪些地方呢?


     从已知的出土材料表明,元代中期是景德镇瓷业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元青花的创烧期,而此时元代朝廷统治已开始江河日下。元朝廷权贵生活极度腐化,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愈演愈烈。元青花作为倍受朝廷贵族青睐的高档消费品,需求量却越来越大。因此,元青花的流向与元代中后期的朝廷政治生活、经济政策、官吏制度、手工业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认为,沿着两条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运输主干线,确定三大主要分布区域,寻找元代中后期朝廷权臣、贵戚和富商的墓葬及窑藏,是我们探寻元青花流向基本的“方位图”。


     两条运输主干线:


     第一条是“南瓷北输”主干线。这条瓷运线与元代南粮北运路线基本相同,即由江西景德镇昌江经赣江,由鄱阳湖入长江,再由长江进入运河,直达元大都(北京)通州惠通河码头。元大都作为南方瓷器向北方扩散的集散地,路经河北、山西,陆路运输到达蒙古元上都—和林以及商业重镇集宁路、大同路、兴和路等,再经各驿站,深入蒙古草原腹地,与“草原丝绸之路”连接,直达西域各国。


     第二条是“南瓷海运”主干线。由昌江流经赣江,再由鄱阳湖进入长江,经明州(宁波)、泉州等港口出海,将元青花等瓷器外销日本、泰国、菲律宾、印度、伊朗、土耳其和埃及等东非沿岸国家,这条运输主干线又称“海上陶瓷之路”。上述国家已先后发现元青花的完整器或残片。需要指出的是,沿“海上陶瓷之路”的海域,极有可能存在元代运载瓷器的沉船遗址,而沉船遗址和元青花瓷器可能成为未来的“海上陶瓷博物馆”。


  三大主要区域:


  一是指江西省及其周边地区;二是指元大都(北京)及周边地区;三是指蒙古地区及西域。


     江西是元青花的产地,元青花十分容易向全省及周边地区流通扩散。近几十年来,江西省先后出土元代墓葬、窑藏几十处,出土元青花瓷器几乎占了国内博物馆馆藏的一半。1980年,在江西高安一窑藏一次性出土元青花完整器24件,震惊了国内外古陶瓷界。


     元大都是元始祖忽必烈建国定都之地,是南瓷北运的中转站和集散地。解放后,先后在元大都遗址及北京市周边发掘和出土了一批元青花完整器和残片。


     蒙古大草原是蒙古帝国和各汗分封所在地,近20年来,在内蒙古通辽、赤峰、锡林格勒、集宁、呼和浩特、包头和阿拉善等地区的古城遗址、古村落的墓葬、窑藏,发掘和出土了大量瓷器,其中包括一批精美的元代青花瓷器。


  元代中后期七大官吏、巨富的墓葬及窑藏

     景德镇元青花瓷器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民窑生产的普通日用瓷,其器型小、档次低,价格便宜,可满足一般普通百姓的生活需求。另一类是“官搭民烧”的“贡瓷”,其器型硕大,纹饰精美,品质极佳,价格昂贵。这是专为宫廷权贵欣赏、把玩的高档瓷器品种,属于元代贵族的“特贡瓷器”,是皇帝专门用于对权臣、贵戚、将领、宗教头领以及外交使节进行恩赐与封赏的礼品。在元代,大致有以下七类人员可能得到皇帝的赏赐或有能力享用:第一类为蒙古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的大汗及其贵戚;第二类为元代中央政府三公、中书省、六部(吏、户、礼、兵、刑、工)、枢密院、御史台、宣政台、宣微院、太常礼院、将作院、通政院等三品以上的权臣;第三类为元代地方官吏,包括全国十一个行中书省、宣慰司以及路、州、府、县的官吏,官阶在六品以上者;第四类为军队的元帅、将领;第五类为宗教头领;第六类为定居于中国的穆斯林富商;第七类为元代汉族的富商和地方豪绅。中国是一个崇尚厚葬习俗的民族,以上生活在元中后期的七类权臣、官吏、富商的墓葬或遗留的窑藏,很可能是元青花的“踪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