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蒙古族是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习惯及信仰与汉族有很大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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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蒙古族是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习惯及信仰与汉族有很大的不同。忽必烈即位后积极推行“汉法”,全面“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从忽必烈开始才有了元这一国号,在此以前则称为大蒙古国,但由于大蒙古国与元朝一脉相连,使大蒙古国成为元朝必要的组成部分。自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1206年算起,到1368年明军攻克元朝首都大都,元灭亡为止,总共162年。而元代自建都至灭亡也仅仅90年时间,元代陶瓷的发展在我国数千年的陶瓷发展史却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无论是在造型、纹饰以及烧成等制瓷工艺方面,都为后代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分析元代瓷器的造型首先要从元朝统治者的生活方式找根源,一般来说器物的造型与物质生活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图案纹饰与审美信仰等精神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一、元统治者的生活方式成就了元代瓷器中某些特殊的造型及种类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元代统治者是游牧民族,尽管在陶瓷生产上继承汉制,继续生产宋金时期的许多传统造型,但在各种器物的造型上进行了改进,以更加适应蒙古族人的生活习惯。


  蒙古人是在马背上长大的。南宋使臣说:“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俾手有所执,从众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也,四时业田猎。”出使蒙古的西方教士说:“他们的小孩刚刚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骑马和驾驭马,并骑在马上飞跑,同时大人就把适合他们身材的弓给他们,叫他们射箭。”儿童如此妇女亦习惯于马上生活“年轻姑娘们和妇女们骑马并在马上飞跑,同男人一样敏捷,男人们和妇女们都能忍受长途骑马”(卡宾尼《蒙古史》)由此可见蒙古族不但成年男子、而且妇女和儿童都以弓马为生,这种马背上的生活使他们迫切需要可以随身携带的日用器具。此种演变尽管建都之后开始了定居生活,但这种骑马的习惯一直保留。在辽金时代就已出现的皮囊壶造型,此时开始演变。1963年北京市崇文区元墓出土的一件元青白釉多棱壶,壶体完全仿制草原民族常用的皮革制奶茶壶造型,就连皮箍上的铆钉状装饰也都仿制出来了。与此壶造型基本相似的器物,在菲律宾伊梅尔达博物馆藏有一件。元代首创的高足碗和高足杯,是为了适应蒙古人特殊的生活需要,因为它的高把便于端拿,适于马上民族饮奶及酒,故又称“马上杯”。


  另外,在草原地区还发现了不少元代瓷瓶。在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出土了钧窑镂空座瓶,乌兰察布盟布盟察右前旗巴音塔拉土城子出土的元代黑釉四系酒瓶高43cm,瓶上还阴刻着“葡萄酒瓶”铭文。酗酒是元代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酗酒既在汉人中存在,也存在于蒙古族中,但主要发生在蒙古人中间。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前往燕京的南宋使臣说:“鞑人之俗,主人执盘盏以劝客,客饮若少留涓滴,则主人更不接盏,见人饮尽乃喜……终日必大醉而罢。”蒙古人原来喝马奶酒,后来与其他民族接触,才学会喝粮食酒和果实酒(主要是葡萄酒)。蒙古人酿酒以马奶酒和葡萄酒为主,汉人以粮食酒为主。元代从域外传入阿剌吉酒的制作方法,即蒸馏酒,很快便流传开来,阿剌吉酒的酒精成分很高更易醉人,助长了当时的酗酒风气。由此可见,出土“葡萄酒瓶”绝对不是偶然的。这种酗酒之风似乎也给元代器皿发达的盖系作出了解释,元代的大罐及梅瓶出土时通常是带盖的,梅瓶的盖子分双层,内层起到塞子的作用,外层起到盖子的作用,有的盖内还有一个较长的口子,使它能与瓶口部牢牢的套住,这些做法仅有一个解释,就是为了防止储存的酒挥发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的许多器皿都是为了饮酒而设的。


  二、元朝特殊佛教信仰对元瓷装饰的点滴影响


  元朝历代皇帝对于各种宗教原则上都采取保护政策,但对佛教最为重视,佛教产生于印度,在汉代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佛教中有很多宗派。汉族聚居区有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律宗、净土宗,以禅宗的势力最盛,但禅宗又分临济、曹洞等支派。藏族聚居地区当时称为吐蕃地区,流行藏传佛教,内部教派林立,势力较大的有萨迦派、宁玛派等,忽必烈尊奉萨迦派,这一派的领袖八思巴被封为帝师,成为全国佛教界的首脑。古代佛教信徒主要是汉族,蒙古族进入中原后很多人也信奉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


  元代景德镇窑所产元青花中多处可见宗教色彩的纹样。有些是在容器的肩部装饰有八吉祥,如法轮、海螺、宝伞、胜利幢、妙莲、宝瓶、双鱼、吉祥节,和杂宝如火珠、犀角、祥云、珊瑚、方胜、灵芝、宝杵等,这些纹样都画在变形过的莲瓣中。这些带有佛教色彩的纹样,如八吉祥为来源于佛教前吉祥供器。祥云纹、莲瓣纹及缀珠纹等,也可在藏传佛教的寺院中找到事物依据。杂宝中的许多纹样未见详考,但与元代的佛道供器和佛道礼仪有关。如宝杵又称“金刚宝杵”,就是以印度兵器为范本所做的佛教法器,除了这些与佛教有关的图案外,青花瓷上依然可见到八思巴文及梵文。


  元代龙泉窑也与景德镇青花装饰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元龙泉窑青釉印花盘,盘心花朵间印一个八思巴纹。目前在龙泉大窑、岭脚、绿绕口、丽水县宝定、庆竹县竹口等窑址均发现印有八思巴文字的碗、盘等物。据考察,这些八思巴文有十几种之多。除龙泉窑外,元代瓷州窑,器物上也曾出现八思巴纹。这些印有八思巴纹字的瓷器在元代竟然也曾漂洋过海,在红海沿岸的一个中世纪港口——苏丹境内爱皮丹遗址内,曾发现一片青瓷上面印有八思巴纹。


  三、出口国的生活习俗决定外销元瓷的造型与纹饰


  元代陶瓷生产除了供应元代统治者及劳动人民的需要同时还有一大部分是为了外销的需要,是为了适应异域人民生活的需要。


  元代朝廷对于海外贸易非常重视。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还至易泊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以十五分取一……至元十四年(1227年),立市舶司提挖王楠以为言,于是定双抽、单抽之利。双抽者蕃货也、单抽者土货也。”可见元对于国货出口与洋货进口是区别对待的。虽无保护关税之名,却有奖励出口之实。


  在元朝的对外贸易中,瓷器出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所记,当时出口的陶瓷品种有:青瓷、青白花瓷(青花)、青白瓷(影青)、粗碗瓷器等数种。其中元代景德镇窑瓷器外销的针对性最强,而且青花瓷在元代主要是用于外销的。据国外出土的报告看来,菲律宾发现的大量中国瓷器中,没有一件来自华北任何一窑,而以来自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窑口居多。相反的,在韩国新安海底沉船的元代瓷器中,却未见有一件青花瓷器。而一些器型高大,采用进口钴料,绘画纹饰繁密的青花瓷,是专门销往西亚信奉伊斯兰教文化的国家,另一些器型矮小,采用国产钴料,绘画纹饰简洁的青花瓷,则是销往东南亚地区的。元青花中器型高大、丰富的大瓶、大罐、大碗、大盘等与前代的造型装饰及图案风格完全不同,那些具有多层次的装饰构图,明显的具有伊斯兰风格。元青花大盘上的图案与十四世纪早期伊斯兰器皿或陶器上的图案完全类同。元青花以大盘居多,这与中西亚地区及东南亚围坐在一起吃抓饭的饮食习惯有关。明代马欢撰《瀛涯胜览》中说西城国人用大盘盛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宴会时则以大盘盛姜黄色带香味之饭肴,置于地上,众人以手撮而食之。另据《瀛涯胜览》(爪哇条)记载东南亚地区“国人用大盘盛饭,坐卧无床凳,吃食无匙筋。男妇以槟榔叶,聚蜊灰不绝口。欲吃饭时,先将水漱出槟榔扎渣,就洗两手干净围坐,用盘满成其饭。”这足以说明元青花是为了适应外销地的人们生活习惯的需要。


  元代陶瓷在无数汉代及少数民族工匠的努力下,即继承了优良传统,又有了新的突破,不仅对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代瓷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