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明末清初民窑瓷业的重大发展 考察中国瓷业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明末清初时期的一个有趣现象,即自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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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末清初民窑瓷业的重大发展

  考察中国瓷业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明末清初时期的一个有趣现象,即自明王朝立国起,以烧制精美高雅而声名远扬,日益繁荣昌盛的官窑瓷器,从明末万历朝开始至清初康熙朝的一段时期,日趋式微,衰竭没落,甚至为了勉强完成朝廷下达的沉重任务,而走向“官搭民烧”,名存实亡的末路。而同期,民窑瓷业却抓住契机,在吸取官窑优点,发挥自身长处的条件下,加速蓬勃发展,承担了延续明末-清初瓷业命脉的重大责任。可见,民窑瓷业在明末-清初,及至我国瓷业发展史上,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根据目前的考古调查发现,在中国的福建、广东、江西、浙江、四川、云南、广西等地,都发现了明末-清初的瓷窑遗址。尤其在福建省南部,以下简称为闽南,发现烧造所谓的“汕头器”(SWATOW)的窑址分布范围最广,数量也最多。据有关资料报告,窑址主要分布在闽南地区的九龙江流域的平和县、华安县、南靖县、漳浦县、长泰县、诏安县和晋江流域的德化县、永春县、安溪县、南安县等,窑址多达数百处。闽南地区多丘陵山地,隐藏着丰富的瓷土资源和燃料资源,具有瓷业生产的天然优良条件,在明末清初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需要,形成了以烧造青花日用瓷为主的较大规模的窑场和窑群,风格特征较为接近,似可成为一种体系。过去,由于明末清初的民窑青花瓷器被视为没有多大学术研究价值的大路货,未能引起重视,一直鲜为人知。五十年代开始,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从遗址、沉船中发现了大量明末清初的外销青花瓷、彩绘瓷、兰釉、青瓷等单色釉瓷,这个时期的民窑瓷器才引起了陶瓷界、学术界的真正重视。


  近年来,经过有关单位的深入调查和发掘,漳州窑系的瓷器面貌,逐步明朗了。以下,试就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漳州窑系瓷器的主要特征


  关于“漳州窑系”的定名,学术界尚存不同观点。本文探讨的“漳州窑系”(以下简称“漳窑”)瓷器指的是国外大量发现的、砂足的,通常称之为“汕头器”(SWATOW)的这类瓷器,而非米黄色釉开片纹瓷器。


  根据田野考古调查采集的大量标本和闽南平和县南胜窑的科学发掘材料,我们发现,“漳窑”瓷器,主要有青花、彩绘、蓝釉、青瓷四大种类,其主要特征如下:


  1、造型-既有粗大厚重的大件器物,也有精巧的小件器物,品种以盘、碗、碟类占绝大多数。青花、彩绘、蓝釉、青瓷四大种类中,均可见到直径达30厘米以上的大盘。其中个别大盘硕大厚重,直径近50厘米。这种大盘,在“漳窑”以外的明末清初瓷窑中,较为少见。


  2、胎釉-胎质有精有细,粗者居多。粗者胎质发灰,杂质较多,结构疏松;细者细腻洁白,十分致密。由于多数器物胎壁较粗,导致挂釉不能厚薄均匀。多数器物的釉层白中闪青,清亮润泽,足底部分的釉面常粘有粗砂,形成其固有特色。


  3、工艺-胎壁的修饰一般均很粗糙,底足普遍带有放射状的跳刀痕,且未施釉。不少器物的足心出现乳钉状突起。盆、碗器中,常有一道刮釉形成的涩圈,这是叠烧工艺的特征,但从整体看,主要仍是匣钵单件装烧。


  4、纹饰-装饰技法方面,比之景德镇,缺乏规整与严谨,但构图与线条的表现,随意抒发,不稍拘束,画风简率朴实,又不失之简陋。表现手法多实笔绘画,也有部分作品又加之勾勒渲染。图案布局层次较为分明,盘、碟器物的内壁,外圈常为宽带椭圆形开光,饰以花果。主题纹饰的内容十分丰富,多为吸取大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最典型,最喜闻乐见的题材。有植物类的牡丹、莲荷、梅花、菊花、兰花、芭蕾、葡萄、瓜果;有动物类的龙凤、狮子、虺虎、麒麟、喜鹊、蝴蝶、马、鹿、鸳鸯、鱼虫等;人物纹图案有天官赐福、松下独诵、顽童扑蝶、仕女图等等。此外,在碗、碟等小件器物的内心,常书写有祈盼吉祥如意的草率文字,如“福”、“禄”、“寿”、“天”、“尚”、“魁”等等。


  上述图案,以内底饰主题图案,器壁开光的所谓“克拉克瓷”最富有特色。


  蓝釉器上,并不是简单的单色釉,常见以白色化状土点缀而成的各种图案,青瓷盘、碗,也常见各种刻划花纹图案。


  综观“漳窑”瓷器,数量是庞大的,质量是不高的。清初人士叶梦珠以其亲身经历,在《阅世编》中指出,“崇祯初时,窑无美器,最上者价值不过三五钱银一只。丑者,三五分银十只耳。顺治初,江右甫平,兵燹未息,瓷器之丑,较甚于旧,而价逾十倍”。可说是对明末清初民窑瓷器生产的最真实写照。当时,在福建沿海地区,由于受到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巨大影响,瓷器生产蜂涌而起,量多则不精,自在理中之事。


  三、漳州窑系瓷的生产年代


  探索漳窑的兴衰年代,对全面掌握漳窑瓷器生产的真实面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闽南地区,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历代窑址,已为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所证实。由于瓷器生产的历史,不被统治者和文人墨客所重视,所以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极为罕见。四库全书中没有一部陶瓷的专著,散见于各种文籍内的一些论述,也缺少有系统的汇集,因而,仅以文献的记述来探索漳窑的生产年代,是十分困难的,只有将仅见的文献资料与国内外发现的丰富遗址、窑址资料结合起来,才是探索漳窑生产的唯一正确途径。


  漳窑瓷器,零星散见于文献。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刊本的《漳州府志》卷二十七,风土志、物产、器之属“瓷器”条目有“(漳瓷)出南胜窑者殊胜它邑,然亦不甚工巧”。据载,此条目内容,最早尚可见自明万历元年刊本,可说是关于漳窑瓷器的最早、最确切的文献记载了,是我们探讨漳窑起始烧制年代的弥足珍足的资料。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郭柏苍著《闽产录异》,卷之一货属条目有:“漳窑出漳州,明中叶始制白釉米色器,其纹如冰裂”。告诉我们的是明代中期漳州地区白釉瓷的生产情况。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平和县志》卷之十,物产器之属有“(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粗者出赤草埔,山隔”,指出漳州府属之平和县的瓷器生产已有一定规模,品种也有粗细之分。目前的田野考古调查发现,上述的文献记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五十年代开始,在各级文博部门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经过长期艰苦执着的工作,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根据已有器物的形制特征观察和分析,对比国内一些遗址、墓葬出土的纪年标本,已有部分专家学者摆脱以往将漳窑年代含混不清定之为“明末清初”的分期观点,明确将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研究工作也较为深入,也最具有代表性的漳州平和窑的鼎盛时代确定在明代嘉靖-清代康熙之间。同样对于漳州平和窑,也有学者认为其烧造时代应为明万历时期或更早一点至明末清初,可能是资料的欠缺,尤其是纪年资料的欠缺,断代仍失之笼统,正说明漳州窑的断代有赖于进一步加强工作。


  日本学者森村健一先生长期从事古遗址的发掘研究工作,他的研究成果,对我们认识漳窑的开始生产,繁荣鼎盛,衰落停烧过程,很有参考价值。


日本方面对遗址的发掘比较彻底,地层关系表现明确,遗物的采集也很全面,并就有关漳窑的疑难问题数次专程卦闽考察和交流,掌握了比较全面的资料。森村先生在《漳州窑系制品(汕头瓷)的年代及意义》一文中,综合日本各地遗址与世界上有关的沉船资料,明确指出:从1585年(相当于中国明万历十三年)失火的根来寺遗址资料看,漳州窑系的制品是极少的。直到1590年(相当于明万历十八年)以后,漳州窑系的制品才大量生产,并输入日本。如1615年(相当于万历四十三年)失火的大坂城夏陈遗址出土遗物看,漳州窑系的青花,五彩标本超过了80%,等等。据日本的大量遗址资料,漳窑瓷器可分为三期:


  Ⅰ期:16世纪后半期(1570-1582年间),即明隆庆四年-万历十年),相当于日本的织田信长时期,漳州窑系青花极为少见。


  Ⅱ期:16世纪末-17世纪初(1585-1615年间,即明万历13-43年),相当于日本的丰臣时代。这时期漳窑系瓷器突然大量出现,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景德镇瓷器。


  Ⅲ期:17世纪初-17世纪中叶,即中国的明晚期-清初期,相当于日本德川幕府前半期。漳州窑系制品减少,仍见如同第Ⅱ期的各类遗物,但碟类减少,盘类增多。漳州窑系制品逐步被景德镇窑系制品所取代。


  我们知道,漳州窑系的烧造历史较短,它是明末清初期间突然兴起,又骤然衰落的一个典型民窑体系。考察漳州窑兴衰的历史背景,对我们认识漳州窑的时代是很有帮助的。


  首先,是瓷都景德镇地位的削弱与破坏。从明代万历朝起,政治动乱,国力衰竭,严重影响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1602年,出现了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甚至火烧御窑厂的情况。同时,出现了长达近80年的原料危机,御窑厂几乎停止烧造。窑工四处流散,而这个时期,恰好是各地民窑兴起,发展的有利时期。


  其次,这个时期,适逢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以牟取暴利。瓷器,深受各界喜爱。是可以给他们带来丰厚利润的商品,势必倾力寻求。《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就有东印度公司在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至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间从中国购买了数以万件外销瓷器的真实纪录。在瓷都景德镇窑业几乎毁弃的情况下,就必然会在交通便利,制瓷资源丰富的沿海港口附近寻找新的窑场,漳州窑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就自然应运而生了。并在民窑瓷器的生产与外销方面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又次,漳州月港最初只是一个走私小港口,但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至十七世纪初这个时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书成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张燮《东西洋考》是一部考察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及航海事业的重要著作。书中记载了漳州月港与世界主要港口几乎都有贸易关系。瓷器,历来是与茶叶、丝绢等一起外销的重要商品,从明代督饷馆于隆庆元年(1567年)-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间每年从月港收取的出口税银来观察,由最初的每年三千两猛增到每年三万五千多两,增幅达十多倍,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漳窑瓷器由月港的大量外销。从文献考察,月港的衰落在清初期,清初,由于福建、广东、浙江沿海抗清政权的存在,尤其是郑成功的势力还在海上,后来又驱逐荷兰人,克复了台湾,成为清统治者的心患大敌。因此,在清初四十年间,厉行海禁,严禁商民下海交易,犯禁者不论官民,一律处斩。这种落后山海禁政策严重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月港的地位日渐式微,依赖月港而外销的漳窑瓷器,因外销渠道的受阻而衰落以至停烧了。


  综上资料,我认为,漳州窑系瓷器的繁荣昌盛时期,应在明万历中期-清顺治时期。


  四、漳州窑系瓷器在日本的影响


  根据目前资料,明末清初漳窑瓷器主要有四大种类-青花、彩绘、蓝釉、青瓷,这些外销作品,通过海上"陶瓷之路"行销世界各地,在日本也有大量发现,既有发掘遗物,也有传世品。


  作为明末清初民窑代表的漳州窑系瓷器,对日本瓷业生产的发展,影响是特别明显的,尤其青花瓷和彩绘瓷二大类作品。在日本都有大量仿制,并加以发扬光大。


  日本的瓷器是江户初期的元和二年(公元1616年,相当于中国明万历四十四年)由朝鲜匠师李参平(有台湾学者认为他可能是中国人)在日本佐贺县有田郡的泉山首次发现优质瓷土,开窑烧制成功的,此后不久,群窑蜂起,开始了大量生产。由于中国瓷器特别符合东方人的审美情趣,所以,当时选择中国瓷器作为生产和仿制的范本,则是理所当然的了。在整个和平的江户时代,中国瓷器及仿制的日本瓷器替代了陶器、漆器,金属器皿,成为诸侯之间互相赠送的礼品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日本具有极大需求量,成为日本陶瓷发展的良好契机。


  青花瓷器,以其特有的幽雅风格,深受日本人民的喜爱。从日本青花瓷的诞生、发展整个过程,都深刻地受到中国青花瓷器,特别是民窑青花瓷的影响,这在明末清初,官窑衰落,民窑发达的特定历史时期,尤其如此。日本青花瓷从品种、样式、风格的采用,无不留下中国青花瓷的痕迹,这些特征,均可从漳州窑系青花中寻找出其嬗变因续的关系。自早期的"伊万里青花瓷"开始,其主题纹饰就带有中国民窑青花特色的山水、人物、动物、植物等图案,甚至边饰也习见开光,窗格纹、水波纹、钱纹等。从日本已公布的许许多多遗址遗物中,均可看到带有漳窑风格的作品。


  “克拉克瓷”是漳窑生产并外销的主要品种之一,开光大盘为数众多,在日本也有大量发现。17世纪开始,日本的重要窑场-伊万里窑,有田窑等形成模仿我国明代民窑烧大器的风气,生产了许多具有漳窑风格,采用分割式构图,空白处铺饰底纹的所谓“芙蓉手”的大型青花瓷器,直径常达三十厘米以上,最大者甚至达到六十三厘米。


  与平淡高雅的青花瓷同时成为日本瓷器仿制对象的则是以红色调为主,辅以其他杂色,予人强烈感官刺激的彩绘瓷。


  明代,是中国彩绘瓷在唐三彩、宋三彩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的成熟时期,是中国彩绘瓷的黄金时代。然而,彩绘瓷的普及与被民间所接受,则是在明末的天启、崇祯年间。彩绘风格也起了变化,从早期的工整呆板的卷草、云龙、牡丹等转变为随意、奔放的山水、花鸟、人物等民间喜闻乐见的绘画形式,这就是日本俗称的“南京赤绘”或“吴须赤绘”。漳窑作为生产彩绘瓷器的一个重要窑口,其作品也在明朝末年通过外销出口到日本,对日本的彩绘瓷器生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彩绘瓷的诞生,是以传入日本的中国明末彩绘瓷器为蓝本,由西肥前有田皿山的柿右卫门家族完成的,不难看出其中国彩绘瓷的端倪。日本彩绘有许多流派风格,如“万历五彩”日本称为“万历赤绘”;“天启五彩”日本称为“南京赤绘”;“康熙五彩”日本称为“康熙赤绘”等等,分别有窑场进行仿制。而日本称之为“吴须赤绘”的彩绘瓷,则是一种产于福建南部漳州窑系,并行销海外的彩绘瓷,它成为日本彩绘的模仿重点。这类彩绘瓷,重现了宋三彩的传统风格,以红色为主,淡青浅绿为辅,运笔奔放,构图自由,它同日本华丽风格的“染锦手”相比,色调单纯,风格古仆,倍受日本茶人的珍视。


  由于漳州窑系目前的考古调查资料仍十分有限,尤其缺乏大规模,有系统的窑址发掘资料,缺乏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的基础,加之中外(包括中日)有关漳窑的学术交流仍处起步阶段,本人所能掌握的资料也不够全面,以上论述,难免挂一漏百,敬请学术同仁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