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龙泉窑青瓷以其青翠如玉的釉色闻名于世,目前还未见到宋代以前记载龙泉青瓷的文献。南宋庄季裕的《鸡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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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窑青瓷以其青翠如玉的釉色闻名于世,目前还未见到宋代以前记载龙泉青瓷的文献。南宋庄季裕的《鸡肋篇》记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王所供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似乎告诉我们龙泉青瓷早在五代就已被宫廷所青睐。上世纪90年代杭州南宋皇宫遗址大量出土南宋龙泉窑青瓷残片无可置疑地确定了龙泉窑的地位,元大都、南京、北京等皇家遗址都大量出土宋、元、明龙泉青瓷残器,足以说明龙泉窑贡瓷从五代到明早期从未间断,以满足于当时最高统治皇朝的需求。

  对于南宋时期在龙泉是否设置过官窑,在古陶瓷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曾有观点认为“南宋龙泉溪口窑黑胎青瓷与南宋杭州郊坛下官窑无论是造型和釉色难分伯仲,最大的区别是郊坛下官窑多数有支钉垫烧,而龙泉溪口窑是没有支钉烧制的”。我不知道这位学者对龙泉窑了解有多少,至少他没有见到过宋龙泉支钉烧,其实南宋龙泉溪口和大窑都曾采用支钉垫烧法,而且不但有黑胎支钉烧,也有白胎支钉垫烧。


  笔者收集了一些出自于龙泉窑址和杭州工地的南宋龙泉黑胎青瓷和支钉烧标本,这类龙泉黑胎青瓷做工之精致比之郊坛下官窑毫不逊色,有的精美度比宋官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胎釉特征为薄胎厚釉,紫口铁足,还有土黄与砖红足是窑温欠烧或过烧形成的,釉色有翠青、粉青、天青、米黄、灰青,多数开冰裂纹、鱼子纹,与文献上记载的哥窑百圾碎相似。


  支钉烧法早在唐代四川邛窑就已出现,五代耀州窑也有支钉烧法,北宋汝窑更是把支钉烧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其细如芝麻,精致无比,南宋官窑继承了北宋官窑和汝窑的支钉烧法,而龙泉窑的支钉烧法显然是受宋皇室南迁的影响,在南宋前期的龙泉大窑就发现过白胎支钉烧的碗底,此碗底足外撇,六枚支钉垫烧,从削足技法看明显有北宋遗风。从制瓷技术工艺角度上看,支钉烧法是不利于成型的,应该说垫饼支烧更能提高制作成型技术。为什么当时龙泉窑工弃易用难呢?这些支钉烧制的龙泉仅仅是为了仿制官窑或汝窑吗?显然不是,况且龙泉支钉烧法不会晚于南宋官窑。我国一些著名陶瓷学者通过现代科学数据分析龙泉黑胎青瓷与传世哥窑的化学成分相差悬殊,由此推断龙泉哥弟窑之说纯属传说。龙泉这批精美绝伦的黑胎青瓷被否定哥窑后又有仿官窑新说,目前大多数古陶瓷学者都普遍认为龙泉黑胎青瓷是仿南宋郊坛下官窑。可是问题又来了,目前尚无人把龙泉黑胎青瓷和郊坛下官窑用现代科学手段分析其正确年代,如果龙泉黑胎青瓷早于郊坛下官窑,那么仿郊坛官之说的可靠性也不复存在,如果是同处一个年代你又凭什么说是龙泉窑仿烧郊坛下官窑呢?


  况且龙泉窑址从五代北宋至元明的堆积层从未断过,而郊坛下官窑只不过是宋皇室南迁后才建造的,如果龙泉青瓷排除仿官可能性,那么它是哥窑吗?根据杭州老虎洞窑址考察结果和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科学测定,老虎洞窑址元代地层中出土的青瓷与传世哥窑的化学成分和显微结构相同。这结果印证了元人孔齐《静斋至正直记》载“乙未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辩”’,恰巧说明了元代老虎洞窑是仿官之作,也可以推测文献上记载的宋哥窑就是龙泉黑胎类青瓷,而老虎洞元代仿官之作因历史上的战乱和古人的错误认识渐渐演绎成哥窑。其实李辉炳先生早年就提出,考古学者在龙泉窑址发掘的黑胎青瓷的特征与文献记载的哥窑是一致的。本来哥窑的面目已水落石出,可就是因为所谓的传世哥窑为老虎洞元代仿官的历史错误定位给哥窑蒙上一层面纱,使哥窑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反而真正历史上宋代龙泉烧造的哥窑一直被世界各地博物馆定为宋官窑,清官旧藏定为南宋官窑的至少有部分是典型的龙泉烧造,于是乎北宋官窑、郊坛下官窑、哥窑、修内司官窑、龙泉黑胎青瓷,完全混淆在一起难辨是非。


  有学者提出,最早谈及哥窑的是明宣德三年的《宣德鼎彝谱》,后来嘉靖时郎瑛所著的《七修类稿续编》载:“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唯土脉细薄、釉色纯粹者最贵。哥窑多断文,号曰百圾碎。”清光绪《龙泉县志》及《燕闲清赏》、《博物要览》等文献都提到哥窑,但是没有发现宋元文献提及哥窑,于是便否定哥窑是宋代的,这种理由显然是不充分的。虽然到目前为止宋元文献尚未发现有关哥窑记载,但并不等于宋代没有哥窑。我想明代《龙泉县志》记载哥弟窑之说绝非是空穴来风,因古人编撰的县志往往最忠于前人之作,宋元明清相互继承,只可惜至今尚未发现宋元《龙泉县志》,也使历史上的宋哥窑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陈万里先生是我国陶瓷考古界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并把窑址实地考察与现代科学和书本知识相结合研究的开创者,他曾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当时交通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不远千里跋山涉水、不辞劳苦共八次去实地考察龙泉古窑址,这种对龙泉古瓷钻研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他在1941年9月19日的日记上这样写到“此次来龙,曾听某估(估当时是指古董商人)说龙泉古窑址出来黑胎物品,到了上海,专销几位研究古瓷的外国人,就说是杭州乌龟山出来的东西,并且说得煞有介事的,哪一处地方出土,出土的情形是怎样,当然还要编造一串假事实,于是一件龙泉黑胎物就可以冒牌出卖它一个高价。事情既然是这样,所以龙泉的黑胎,虽说是有了这样的幸运,其实可惜了龙泉的真价值,而竟戴上了毫不相干的乌龟山官窑的高帽子。”


  看到这里,我深感惆怅,因为陈列各国博物馆的很多龙泉黑胎青瓷至今还戴着杭州官窑的帽子,在学术界龙泉黑胎又戴上“仿官”之名称,大窑烧造的一批精细南宋龙泉又出现“杭窑”之说,现在龙泉哥窑之说又变得虚无缥缈,究竟龙泉黑胎瓷器的真正面目和地位在哪里?相信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以及考古界的努力,历史总会澄清龙泉窑黑胎青瓷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