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宋人叶宀真的《垣斋笔衡》云:“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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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人叶宀真的《垣斋笔衡》云:“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这条记载文字虽不多,但值得注意的问题却有不少。第一,北宋以前北方承烧御用白瓷的窑口有河北的邢窑、定窑及河南境内的窑场,其中,定窑的产量最多。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原吴越王钱弘亻叔还曾向宋太宗进贡了“金装定器二千事”。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增加每一窑的装烧量,降低生产成本,定窑于北宋中期开始采用覆烧法焙烧瓷器,故碗、盘类器物口沿的釉在入窑前刮去,烧成后即形成“芒口”。不过,朝廷不喜爱定窑瓷器,绝不是因为它“有芒”,道理很简单,只要朝廷需要,定窑必然是不惜工本地按要求烧造,岂会把为降低成本而影响美观的覆烧法用到御用瓷器上?第二,统治者偏爱青瓷由来已久,这种倾向是受人的自然审美意识支配的。而朝廷命汝州烧造青瓷之际,正是越窑“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时,这显然不是巧合。第三,汝州受命烧制宫廷用瓷的窑场,属于州府一级的官窑,与此同时,“河北、唐、邓、耀州”皆为向朝廷土贡青瓷的地方。第四,耀州窑是北方最早受越窑影响而发展起来的青瓷窑口,五代时就已烧造一定数量的宫廷用瓷,北宋时则以50件的数额承烧土贡青瓷。其产品的釉呈青绿色,类似越窑的“秘色瓷”,所以被称作“越器”。汝窑青瓷既然“为魁”,那肯定与之有较大的区别,这种区别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关键的差异在于釉色。汝窑创烧出以往未曾有过的天青釉,无疑会使统治者激赏不已,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颜色新奇而出类拔萃,更重要的是它把浩瀚、深邃、神秘的蓝天的颜色带到了以天子自居的皇帝的生活中。

    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的青瓷瓶、茶托等,釉呈透明的天青色,器身饰刻花纹,就是这类瓷器将汝窑推上了各窑之首的地位。从刻花艺术的角度看,这类汝瓷如跟耀州窑同类青瓷相比,是难出其右的,显而易见,天青釉才是它的优势所在。未几,汝窑天青釉瓷器的烧造量陡然增多,占了所有产品的99%以上,此期的制品以素面为主,突出了釉的天青色和乳浊似玉的特色,以前的青绿釉、天青釉刻花瓷器与之已完全没有可比性,换言之,这一阶段是汝窑的成熟期和繁荣期。宋人周火军的《清波杂志》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艰得。” 由瓷器的拣选、处理方式分析,此时的汝窑尚属汝州府监控的官窑。


    《垣斋笔衡》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条记载的问题既不是设窑时间,也不是窑名,而在于“京师”二字。因自古迄今“京师”一直是国都的代名词,故清人认为此窑设于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而当今亦有不少人持相同观点。但是,若把“京师”释为国都,“京师自置窑烧造”就等于“国都亲自设立窑场烧造”,这分明说不通。我在1989年发表的《论宋代官窑的形成》一文中就曾指出:“此句中的‘京师’是主语,即指代朝廷。从字面上看,并没有指出烧造地点。因为人们误将‘京师’理解为烧造地点,所以出现了‘汴京官窑’的提法,致使北宋官窑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面纱。”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很有必要对“京师”在古代汉语中的指代用法加以诠释。据《晋书》记载,前秦曾对东晋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时苻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很明显,感到震惊恐慌的“京师”绝不是国都的代名词,而是指代朝廷。另据北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北宋时“京师置杂物务,买内所须之物。而内东门复有字号,径下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铺供物之后,往往经岁不给其直,至于积钱至千万者。或云其直寻给,而勾当内门内臣故为稽滞,京师甚苦之”。在这里,“京师”的指代用法更灵活,前面的“京师”指代朝廷,而后面的“京师”则指代京城内被拖欠货款的各行铺的业主。所以,《垣斋笔衡》所说的在“政和间”亲自设窑烧瓷的“京师”,必指朝廷无疑。


    那么,北宋朝廷所设的官窑位于何处呢?根据宋人陆游关于北宋朝廷“惟用汝器”的记载,我最初认为:“朝廷先是在汝州民窑中搭烧宫廷用瓷,随着宫廷用瓷需求量的增加,朝廷终于将这些民窑改为官办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并可能再增设一些窑场,于是形成了北宋官窑。”1996年,我在《宋代官窑探索》一文中指出:“朝廷‘命汝州造青窑器’时,承烧御用瓷器的窑为民窑,生产性质属官搭民烧,由汝州地方官监管,后来朝廷‘自置窑烧造’,这个窑就是北宋官窑,地点在汝州。”从宝丰清凉寺窑址的发掘情况看,天青釉瓷器的年代确有早晚之分,而瓷器质量也存在明显的由粗到精的提高过程,这些都印证了我早年对汝窑和北宋官窑所作的判断。


    清凉寺窑址的天青釉瓷器,据制作工艺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刻花为主要特征,这类瓷器约烧于“汝窑为魁”的北宋中期晚段;第二类以釉层乳浊者为上品,此类瓷器的生产时段在北宋中期以后至“政和间”之前;第三类以“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烧为标志,这些精美绝伦的瓷器应为朝廷设窑前不久至汝窑倒闭前所烧。过去,人们在判定汝窑的始末年代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汝州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在元祐元年(1086年)至崇宁五年(1106年)的20年中。另一种观点是,“官汝窑的烧瓷历史大约始于政和元年,至北宋灭亡(宣和六年,即1124年),其间仅有十四年的时间”。也有人根据窑址出土的“元丰通宝”和“元符通宝”铜钱而判断御用汝瓷始烧于宋神宗元丰年间,停烧于宋徽宗前期。其实,这些观点均因证据不足而缺乏说服力。首先,朝廷命汝州烧造青瓷的时间古籍没有交代清楚,所能作出推断的依据只是定窑“芒口”瓷器出现的年代和越窑走向衰落的时间,但这却是大致的、不甚确切的时段。其次,朝廷开始掌窑烧瓷的时间是“政和间”,即政和年间,一说为“宣政间”,就是政和至宣和年间,不知所谓的“政和元年”以何为据?再者,在“元丰通宝”出现前,窑场可能已经设立,而铜钱从铸造到进入流通存在时间上的滞后,并且使用的时间较长,故难以作为判定窑址年代上下限的可靠尺度。必须指出,汝窑这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实际上是对汝州辖区内的烧造御用青瓷的窑口的统称,它包括汝州府监管的和朝廷掌控的两类窑场,后者就是狭义的北宋官窑。


    2000年,正当人们因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的庐山真面目基本显露而踌躇满志时,汝州张公巷又发现了类似的窑址,于是激起了汝窑研究的新的浪花。张公巷窑址经过三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瓷片和窑具,实物资料表明,该窑的青瓷精品质量不亚于清凉寺汝窑的同类产品,而淡青绿釉、白胎等特征则使它别具一格。人们在对此窑究竟是否北宋官窑的判断上游移不定的同时,提出了其为金元时期仿“汝”或仿“官”的可能性。还有人因窑址未发现青瓷祭器而否定它的官窑属性。然而,在亲眼看到张公巷窑址的极品青瓷碎片后,我坚定地认为这处窑场就是“政和间”或“宣政间”朝廷设立的官窑,理由有四个:(1)北宋统治者喜好青瓷,是由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审美意识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女真族建立金和游牧民族建立元以后,中原地区的人文出现了时代性的巨变,所以此时仿“汝”或仿“官”,缺少风俗和理念的支撑;(2)金元时期北方制瓷业江河日下,器物质量多显粗陋,在汝窑故地突兀地冒出产品用“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烧、做工极精的青瓷窑场,那它的技术从何而来?服务对象又是谁?毫无疑问,只有才艺绝世、穷奢极侈的宋徽宗才会设窑烧制这类青瓷;(3)宋仁宗在祭神时已“器必全玉”了,到北宋晚期,极度奢靡的宋徽宗又怎么会用大量的次于金玉的瓷器去祭神呢?所以此窑即便不产青瓷祭器亦是符合情理的,这与疆土半丧、偏安江南、财力窘迫的南宋统治者不可同日而语;(4)北宋人徐兢于宣和六年(1124年)奉命出使高丽时,看到高丽窑在仿烧“汝州新窑器”,这类瓷器传世较多,除了支烧方法与汝窑相似外,其釉色不类以往所见的汝瓷的天青色,反而与张公巷窑址所出上品的淡雅的青绿色相仿,这有力地证明张公巷窑就是“汝州新窑”——北宋官窑。值得一提的是,朝廷设窑后,清凉寺窑并不会随即停烧,当依然在汝州府的监督下为土贡和补充宫廷之需而延续它那短暂却辉煌的窑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