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古以来,中国上至皇家,下至平民均有进供物品于寺庙及道观的传统。虽然,民间进供的物品在种类、数量及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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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上至皇家,下至平民均有进供物品于寺庙及道观的传统。虽然,民间进供的物品在种类、数量及精美程度上无法与皇家媲美,但这些进供物品却也是多样化的,在《供养仪式》中记载:“凡所供养物,……其供养器皆用金银铜铁瓷等。余者悉不堪用。”因此,在平民百姓所进供的器皿中,瓷质器皿是一个重要的门类。为此,陶瓷界将这类瓷质器皿称这之为供器。

  目前,陶瓷界赋予供器的定义是出自于供器上的铭文,即供养款。我们在《中国古陶瓷图典》中能发现,众多的词目中并无“供器”一词。但却有“供养款”的详细解释,而“供器”一词在其中则扮演附属品的角色。词目中写道:“供养款 刻划或书写于宗教信徒订烧施舍给寺观的供器上的款识”。虽然,词目中并未对供器做出正面的解释,但从供养款的词目中已间接地说明问题。另外,再看宗教界对供器的定义。在佛教中共有三种供养形式,其中佛前供器属于恭敬供养。这类供器由花瓶、香炉、烛台三种器皿组成,称为三足具,是佛教供器中最基本的组合形式。而在道教中,称为“供具”为道教仪式名词,即斋器。这种器皿是用以盛放奉献与神前的供品,如用以香供养、花供养、灯供养、水供养等。综合以上的说法,我的看法为凡是宗教信徒所购买,并用以施舍、供养及庄严于神灵的器皿就应称之为供器。


  现在各界对于供器的研究还是处于初步阶段。陶瓷界对供器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供养款,这方面的研究共有四点。


  1.铭文及相关器物的综述性介绍,包括铭文的发展、题写方法、字体、内容种类等。如李正中、朱裕平著的《中国古瓷铭文》,孙彦、张健、万金丽著的《中国历代陶瓷题记》,吕成龙著的《中国古陶瓷款识》等。


  2.通过铭文的题写格式、位置、笔法、内容等来鉴定器物的真伪。而对于隐藏在各时代铭文背后的信息,则只在介绍铭文的种类时做些简略的分析。如《中国历代陶瓷款识汇集》等。


  3.某一时期或某一瓷器品种铭文的浅析。如叶佩兰的《明清瓷器款识浅析》,陆明华的《历代青花瓷器款识综述》等。


  4.供器或推测为供器的介绍性文章。如赵明璟的《明代青花瓷香炉综述》,胡雁溪的《明成化携琴访友图筒炉》,高阿深的《宋元明瓷炉简论》等。


  另外,供器所依附的宗教领域对此的研究还是非常的有限,主要见于宗教方面的工具书,供器为词目之一。如《佛具辞典》、《中华道教大辞典》等。此外,还有《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仪轨卷。


  据此可知,对于供器的研究仅以供养款的综述性介绍为主。至于隐藏在供器背后的信息(如社会习俗),也只在介绍铭文的种类时做出些简略的分析。其中,针对供器进行专题性研究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我们得知前人仅仅只对器物的表面进行解释及相关资料的归类。


  在瓷质供器的研究中必会提出两方面的疑问:一是供奉瓷质供器之思想观念的起源。二是瓷质供器的出现与发展状况。本文将尝试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供奉的思想观念之起源


  人们为神灵付出的一切事物,包括供奉供器,主要目的在于向神灵祈求想要得到的一切。此思想观念的形成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供养款的内涵。当时石窟中的石刻与彩绘均清楚地记载了供养款。这些供养款的内容与瓷质供器的具相似性。大致上而言,前者的内容包括日期、供养人姓名及祈求事项;而后者则为日期、供养人姓名、祈求事项、供养地点、器物名称及数量。


  (二)祈求事项。从南朝开始,供养款的内容具有广阔的涵盖面,包括身后世界与现在世界的事物。这可从历代的石窟、石刻、经书、牙牌、铜镜等找到答案。如石刻铭文云:“大同十一年十月八日,佛弟子张元为亡父母敬造释迦多宝石像,并藉兹功德愿过去者早登瑶士、奉睹诸佛,现在夫妻、男女一切眷属,无诸障碍。愿三宝(应)诸夫者自(身)。”铜镜题记:“女弟子陆七娘敬舍大(镜)一面入武丘山塔上保佑自身清吉□诸□□眷属团圆身富清健□再□供养降建(建隆之误)二年三月日题。”、龛像中的题记:’清信奉佛弟子刘□,王韦,……合舍宝财,共成胜事,家门适吉,人□平安者,嘉靖已亥九月重阳日立。”等。尽管南朝至元代祈求款的题写媒介不断的多元化,但其内容仍然是身后世界与现在世界同时存在,只是前者的数量略多。至明代,石窟中的祈求事项之内容已与资质供器上的相同,即祈求事项均为现在世界的事物。也就是说,相同的祈求事项显现出两者在此思想观念上的衔接点。这无疑说明了两者供奉事物的思想观念是有一定的承接关系。


  (三)地宫。下文提及的北魏地宫出土的各种供物。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将前者作视为后者的萌芽阶段。


  综上,石窟、石刻与彩绘的供奉形式与各种材质的供器一直并存至明代。到了明代前者出现了衰退的现象,而后者特别是瓷质供器则迎来了兴盛期,并延续至清代。


  二、供器的起源及瓷器供器的发展历程


  在漫长的供器发展历史中,民间供器可分为两种,不带供养款及带供养款。


  (一)不带供养款的供器——供器的出现


  目前,五代以前民间不带供养款的供器,其可考资料非常有限。而皇家供器相对而言则较可靠。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发现了唐代真身宝塔地宫,并出土了一批供奉佛指舍利的珍贵文物。值得注意的事,是在石室中发现了石碑《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新恩赐金银宝器衣物账》。此石碑是地宫供奉之物的帐目。碑文中记载,这批物品为唐懿宗“恩赐”及唐僖宗“新恩赐”。重点就在于“恩赐”一词的含意。我认为“恩赐”也就是赠送及施舍的一种形式,只不过此词仅能用于帝王对臣下的馈赠,而“施舍”则适用于民间。也就是说,这批地宫内出土的器物具备了供器的性质,有异于一般的供器只是供养者的身份。由于古代统治阶层的很多方面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民间,特别是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而历代民间又有“上行下郊”的传统风气。故此,这种供奉供器的风气必定也流行于民间。因而,在此将把皇家供器作为了解当时民间供器的前奏。


  1.北魏至隋代的供器——其他材质供器的出现


  皇家供器可追述至北魏时期。定县北魏塔为孝文帝在太行五年发愿修建。此塔基内出土了装有舍利的小葫芦玻璃瓶。此外,还有“七宝”(由玻璃、玛瑙、水晶、红宝石、珊瑚、珍珠组成的串饰和铜钱、波斯银币)、金耳坠、铜钵等一同施入。至隋仁寿四年,隋文帝下命修建舍利塔于宜州宜君县,为神德寺塔。舍利装在铜盒内,一起埋入的还有铜净瓶及“七宝”(金银环、玉环、玛瑙、水晶、料珠、铜钱和波斯银币)等。虽然北魏至隋代的地宫内未出土瓷器,但以与舍利一同埋入的物件来看,“供奉供器于神”的思想与传统已经逐步形成,只是到了唐代地宫才开始施入瓷质供器。


  2.唐至宋代的供器——瓷质供器的滥觞。


  唐代法门寺地宫封闭于874年(咸通十五年)。从中出土的皇室供器包括16件瓷器。其中,黄釉银棱金银平脱瓷器2件,青瓷12件,白瓷2件。以器物种类而言,共有碗、盘、碟、瓶四种。碗多为撇口;盘、碟的造型以花口居多,而瓶则有八棱长颈瓶及小口葫芦形瓶。盘碟及瓶均以造型取胜。建于五代末北宋初的苏州虎丘云岩寺,于1956年被修理人员发现塔内第二层的中间部分藏有石函、经卷、灰陶、瓷器、钱币等。灰陶为一件碗形香炉,香炉内插放檀香木香一枝,被置于石函的盖顶上。而瓷器则为两件青瓷碗,一件碗内有油垢,并在其中放置油盏,其所处位置为石函的前方,即南面;另一件碗则无油盏,但积垢却与前者相同,位于石函的后方,即北面。以上两件青瓷碗均离石函一米。这三件陶瓷供器有意识的排列方式,反映出当时供奉供器的意识及形式已经比前代更为明显及讲究。其第三层发现的文物有石函、铁铸金涂塔、铜镜、铜钱、瓷器等。但瓷器仅有一件越窑青瓷莲花连座碗。此碗釉色温润,为越窑精品。从各种器物及记载表明,云岩寺内的物品为当时民间信徒所供养。北宋期间,有两座佛教地宫出土的瓷器可作为参考。次是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最后一次迁葬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此地宫中共出土了金、银、瓷器、串饰、铜钱、丝织品等。其中,瓷器有115件,大部分生产于北宋早期的定窑。此外,还有五代耀州窑的产品。这些器皿种类繁多,有杯、盘、高足盘、洗、瓶、净瓶、盒、双耳炉、海螺等,而且造型变化多端。装饰技法则以贴塑占大多数,此外还有刻花、划花、点彩等。令人瞩目的是许多瓷器在底部均刻有“官”字,为官窑定瓷。由于宋代官窑定瓷只供上层社会使用,地宫中能有这样大量的官窑产品,说明供奉人大多是当时的达官显贵。第二次是河北定州净众院地宫则施于至道元年(995年)。地宫共整理出银器、瓷器、石刻及少量的铜器、琉璃,共计106件。瓷器有55件,全为北宋早期定瓷。器物类型有盖瓶、净瓶、长颈瓶、舍利瓶、盖盒、银等。装饰手法为印花、刻花、划花、堆贴等。虽然静志寺塔基地宫内的瓷器数量及种类比净众院地宫多,但前者定瓷的质量不及后者。后者的瓷器制作工艺更加精巧,釉色更加莹润。此外,还有一座位于吉林省农安县的金代(北宋末年)万金塔基地宫。地宫内有舍利盒、瓷器、铜镜、铜钱、纺织品等。瓷器共有11件,胎较薄,但大部分发色不佳。这些瓷器品种共有青白瓷及白瓷两种。此外,器型种类很少,有碗、浅腹小碗及碟;装饰手法仅有刻划花。从这些瓷器及其他供养物品的质地、品质及数量来看,推断这座地宫内的供器为平民所供养。


  通过以上的说明,得知唐代供器的品种以单色釉为主,器形及装饰手法单调。此类器物发展至宋代,器物类型已经明显增多。其中,更出现了后来民间供器中必不可少的香炉。另一方面,唐宋时期的供器是以碗作为基本器皿。而这些碗是否是净水碗的前身还须要进一步的探讨。此外,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唐宋时期的供器已出现了瓶。其中,净水瓶是宋代的主要供器之一。但当时的瓶还未有成对供奉的形式。因此,在供器的内涵还不稳定的情况下,可视此时为民间供器初露端倪的时期。


  总而言之,民间瓷质供器出现的时间应早于唐代,并一直延续至清代。由于无铭文记载,此类器物提供的信息不明确,所以往往容易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皿相混淆。此外,民间供器容易因为种种历史因素,而无法记载及保存下来。在此前提下,推测其数量应该远远超过带供养款的供器。


  (二)带供养款的供器——供器的定型


  由于许多不带供养款的供器,如香炉、花瓶、烛台等,它们除了是供器以外,还能有多种使用功能。例如古代文人使用香炉焚香;人们因生活中的审美需求,而使用花瓶插放花卉等。因此,从这些器皿本身不易辨别出其是否为供器。在此前提下,研究确切且可靠的民间供器的历史只能以带供养款的供器作为探讨问题的切入点。


  1.明代以前带供养款的供器


  从现存器物来看,带供养款的供器最早出现于五代,共有两件,均为青瓷。一件为现藏于浙江考古所的青瓷花口碗,碗内壁刻有供养款“□子吴徒初舍入风林庙供养”。另一件供器则出土于寺龙口越窑窑址,其供养款为“弟子朱仁厚舍入庙”。这个时期供器上开始出现了“供养”及“舍”的词语,说明它们的功用比唐代瓷质供器更为明确。此外,供养款的内容已出现供养人的姓名及供养地点,具备了供养款的基本结构。


  宋代供养款内容简略,一般祈求事项少,没有供养人的居住地址及供器名称、数量。如定窑白釉刻花莲瓣碗,外底部墨书:“太平兴国二年五月廿二月施主男弟子吴成训钱叁拾足陌供养舍利。”、越窑青釉熏炉内墨书:“咸平元年茂(戊)戍十一月廿四日当寺僧绍光括入塔买舍供养童行奉询弟子姜彦从同舍利永光。”、磁州窑白釉罐上题记:“阿弥陀佛,天禧二年三月李吉泰叩敬造”等。但也有少量的宋代供器是例外,其供养款内容较为完备。目前,此类器物只有两件。第一件器皿出土于四川彭县堋口乡的金山寺,为一件六出口釉碗。其外壁刻划供养款“彭州金城乡窑户牟士良,施碗碟壹料,永充进(敬)盏,供献售(受)用,祈愿神明卫护,合家安泰。另一件供器为1954年征集于安徽萧县白土镇的金代乳黄釉瓶,刻有款识“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一对供养本镇南寺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通过以上两件供器,得知供养款关于供器名称及数量的记载初见于宋代。另一方面,也由此反映出此时带供养与不带供养款的供器具有共同点,即供器的器物类还未形成固定形式,也就是说,三足具的组合形式未正式确定。而且两者的常见器型均为碗、碟、薰炉、瓶及罐。在这段时间里,重要的是在金代出现了后世常见的供器组合形式,即“花瓶一对”。从此供器的组合形式步入了定型阶段。


  至元代,供器上的供养款内容则比宋代来得详细,内容大致上包括日期、供养人的姓名及住址、供养地点、祈求事项及供器的名称与数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在瓶的颈部楷书题记“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北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拱。此外,还有一件龙泉窑青瓷大瓶,瓶上刻“括苍剑川流山万安社,居奉三宝弟子张进成烧造大花瓶壹双,舍入觉林院大法堂佛前,永充供养,祈福保安,家门吉庆者。泰定四年丁卯岁仲秋吉日谨题。”供器发展至元代,不管是其组合形式,还是供养款的内容,已形成了独特且固定的模式。就以供器的组合形式而言,元代不仅是继承了以往的传统,而且还出现了香炉及花瓶的新搭配。而在供养款的内容及模式上,元代的供养款具备了供奉的详细资料。不难发现,后来的明清两代供器就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总体而言,五代带供养款的供器仅见于越窑青瓷;宋代则有越窑青瓷、定窑白瓷、磁州窑白瓷及彭县瓷峰窑白瓷。这两个时期供养款的题写手法以刻划于器身及墨书于器底为多。至元代,带供养款的供器主要见于景德镇窑青花瓷及龙泉窑青瓷,以书写及刻划款识于器身为主。以器型而言,五代至宋代以碗、碟最常见;元代则为瓶。至于供器的组合形式,五代至宋为其不稳定期;从金代开始逐渐定型;元代已经步入成熟期。


  2.明代带供养款的供器


  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明代带供养款的供器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目前的存世数量为三十七件。此类器皿最早出现于明永乐年间,但此时至隆庆年间的供器数量不多。而其兴盛期为明晚期,特别是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占了总数的65%。


  从供器上的供养款得知,明代的供器有香炉、钵、净水瓶、花瓶及烛台。其中,以香炉的数量最多。另一方面,随着青花瓷器受到民间的广泛欢迎,其他种类的瓷器逐渐退至次要的位置。此时的供器以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为主,而龙泉青瓷只占了10%。此外,还有少量的釉里红及黑釉瓷。此纹饰而言,龙纹居首,还有山水人物、八仙、罗汉、麒麟、牡丹、莲花等纹样。而供养款的题写手法以刻划及书写于器身为主。


  明代中期以后,大部分此类供器在供养款的内容上,仍然延续了元代的风格,其中略有变化的共有两点:(1)供养款中的祈求事项之内容较为丰富。(2)器皿的组合形式多样化。前者有正德青釉三足炉,载“处州府丽水县东邻信土陈锷,发心喜舍香炉十个,奉入六和寺中观音圣前供养,祈保亲寿命□,自身夫妻偕老,家门迪吉,子孙茂盛,功归有地,福有祈归者,正德丁丑桂月中旬造。”、万历青花云龙瓶,题款“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信士程时振敬造大宝花瓶壹副在于泰山顶上娘娘御前恭还供奉,专保父亲程珊寿命延长,兄时恭弟时启合门皆吉及自己买卖往回平安,百事遂意,福有攸归。万历已亥年孟秋月吉日书,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信士程时振施舍”等。后者有“舍花瓶乙对”、“砻头著瓶及炉瓶壹副”、“磁炉瓶三副”、“喜奉御香炉花瓶烛台一副”等。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组合与呈现形式,分别为:成对的花瓶或香炉及净水瓶;五供或香炉与花瓶一对组合。


  明代供养款的内容,一般包括日期、供养人姓名、祈求事项、供养地点、器物名称及数量。由于内容相对而言的完整及信息丰富是其特点,人们可通过这些供养款了解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文字、宗教等各个方面的情况,是解读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3.清代带供养款的供器


  由于清初受到明末的影响,带供养款的供器以顺治、康熙两朝最为常见,雍正、乾隆以后开始逐渐减沙。清代的此类供器与明代一样,还是以青花瓷为主。此外,还有少量的白瓷、青瓷、孔雀绿等。供养款常见的题写手法为书写于器身。至于供器的器型及组合形式,则有“净水碗一座(或一幅)”、“炉一座”、“瓶一对”、“炉瓶一副”及“五供”(即一座香炉、一对花觚、一堆烛台)。清代五供以景德镇督陶官唐英烧制的最具代表性,他先后烧造了至少五套供器。


  在供养款的内容方面,清初的供器只有个别少量的器皿仍带有明代的遗风,如青花云龙纹香炉,题款“江南徽州府歙县信士黄道浚,喜助济宁州三教堂香炉四座永远供奉,祀求江湖清吉,福有攸归。大清顺治乙末年孟秋月置造“等。而此时大部分的供养款已有简化的趋势,这种衰退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


  总体而言,清代供养款部分仍保留供养的日期、地点及供器的名称与数量的记载。而供养款内容的简化则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祈求事项减少,或甚至没有祈求事项。例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青花云龙净水瓶,供养款为“皇帝万岁万万岁,弟子蒋文煜供奉,甲午仲秋吉旦。”中国文物总店藏的青花云龙香炉,载“顺治十七年夏日喜舍炉壹座,临清丹信士张文海妻王氏小良”;上海博物馆的青花双龙纹炉,题记“信士弟子张文锦许奉敬太白老爷座前香炉供奉雍正八年日吉祈保生意大顺”等。另一方面以往供养人所重视的姓名记载已不见于部分器物上。此类供器有“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月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普济庵观音大士座前永远供奉康熙四十六年夏月吉日立”,“道光戊戌年秋月谷日,潮阳庙福坐座前,沐恩弟子敬奉”,“宣统二年,庆寿庵大佛座前,仲秋月立”等。


  小结


  据以上资料显示,供奉的思想观念始于南北朝,但未出现瓷器。直到唐代法门寺地宫发现瓷质的碗、盘、瓶等供器,才证明瓷器开始以供角色出现。也就是说,这些瓷质供器是凭着地宫的功能与性质来说明身份。而五代至清代带供养款的供器是可通过明确的铭文资料具体考证的。由此可知,不带供养款的供器出现的时间比带供养款的供器早,而且前者发展至五代便开始与后者并存直至清代。


  此外,从以上供器的简史中得知,供奉供器是信徒表现虔诚程度的方式之一。而这种方式很可能始于北魏的佛教界。到宋元时期,从带供养款的供器才反映出道教领域也开始出现这种供奉形式。这一说法仅根据以上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推测,所以仍需进一步加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