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窑变红釉是清雍正时期模仿宋钧窑玫瑰紫彩釉斑繁衍出的新品种。瓷器在窑内烧成时由于窑中含有多种成色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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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变红釉是清雍正时期模仿宋钧窑玫瑰紫彩釉斑繁衍出的新品种。瓷器在窑内烧成时由于窑中含有多种成色元素,经氧化或还原作用,釉面呈现出各种金属氧化物的呈色。然而窑变主要是氧化铜的呈色,出窑后釉面色彩斑斓,呈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效果本出自偶然,由于呈色特别,又不知其原理,只知经窑中焙烧变化而得,因此自古称之为“窑变”。清代以前景德镇所见到的窑变红釉瓷都为偶然出现的,偶尔烧制出的窑变红釉也未成为一个固定品种流传下来,这与当时人们认为窑变红釉瓷是“怪胎”,出现窑变即预示不祥多将其捣毁有关。明郭子章《豫章大事记》中就有记载:“瓷器以宣窑为佳,中有窑变者极奇,非人为所致,人多毁藏不传。”然而,到了清代窑变红釉瓷已经成为一种特色品种而专门生产。尤其是景德镇的窑变红釉,从一开始的只任其器物在窑中烧制,釉面自然流淌变幻,根本不知出窑后的呈色效果,到虽然任其釉面流动变化但已经能够人为地配制釉料,控制火候,可以说基本上掌握了窑变的规律。《景德镇陶录》所载:“窑变之器有三,二为天工,一为人巧。其由天工者,火性幻化,天然而成,其中人巧者,则工故以釉作幻色物态,直名之曰窑变,殊数见不鲜耳。”因此,鉴别窑变红釉瓷器并不是无规律可循,根据器物的各方面特征,加之时代背景为依据,我们可将清代窑变红釉瓷的演变规律大致归纳成三个阶段:

  (一)雍正时期


  处于盛世时期的清代瓷器手工业,也是随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况且,雍正皇帝特别喜爱仿钧瓷,随着社会的稳定繁荣和皇帝的重视,都促成了窑变红釉瓷器的创烧与后来的发展。


  这一阶段窑变红釉瓷器的胎骨由于瓷土淘选得细致,呈现出极为坚密、精细的特点,胎色洁白。大型器物的胎骨也较薄,不显厚重感。


  瓷釉上,雍正时一般为蓝色大于红色的面积,蓝色的部分有的呈大块的火焰状,谓之“火焰青”,红色的部分谓之“火焰红”。蓝色部分有的呈丝絮状不规则地分布于器表,亦有少数器物通体呈红色,其间分布有零星的蓝紫色斑点或条纹。此时的窑变红釉模仿钧窑还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器物口沿处多为酱黄色或月白色,少数器物口沿为白中夹杂有浅蓝色的条纹。器物口沿内壁处多为蓝与月白相间或酱黄色釉。在有附加堆纹的器物表面突起部分多呈褐色或白中闪黄色。官窑器底施以芝麻酱色釉,颜色或深或浅,有的施釉不均底部多处露胎。民窑器底多施以黄褐色釉。


  雍正时期的窑变红釉器物施釉较厚,釉面多丰莹润泽,有较强的玻璃质感,光亮夺目。亦有少数器物光泽感较弱,显得比较凝重、浑散。釉面上偶见有细碎的开片纹理。器物底足处一般都经过磨平加工,胎釉交界处极为规整,没有垂釉现象。圈足露胎处多为浑圆的“泥鳅背”状。民窑器底部有明显的旋痕。


  雍正时窑变红釉瓷的款识多在器底阴刻“雍正年制”四字两行篆书款或“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民窑均无款识。


  (二)乾隆时期


  乾隆前期的封建社会经济继承了康熙、雍正时期打下的基础,依然呈现比较繁荣的面貌。后期逐渐有所衰落。乾隆皇帝本人精于古玩鉴赏,尤其对瓷器情有独钟。帝王的喜好当然对于制瓷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时又出现了唐英这样精通业务忠于职守的督窑官进行管理。诸多因素使得乾隆时期的瓷器不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鼎盛。


  乾隆初期器物的胎骨基本上沿袭了雍正时的特征。后期,胎质的坚硬、精细和洁白程度比雍正时略显逊色,胎壁也稍厚一些。民窑器物的胎质有很多都可与官窑相媲美,但也有一部分质量较差。
  乾隆早期窑变红釉尚能保持雍正时红蓝色交织变幻的特点,随后演变为红蓝面积相等或红色大于蓝色的面积,但达到了模仿钧窑的预期效果。当然也有少数例外。器物口沿处以及底部的釉色与雍正时期基本一样。
  此时窑变红釉无论是在施釉还是在釉面精细程度上,以及在修胎的规整方面,均与雍正时期相差无几。乾隆后期圈足露胎处略有棱角突起。


  乾隆时器底处多见“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阴刻款,少数见有六字两行篆书款。民窑一般都无款识。


  (三)嘉庆、道光时期


  嘉道时期的封建社会经济是由盛及衰的转折点,瓷器的生产也随之走向了下坡路。嘉庆时宫廷也不再派督陶官前去督察指挥生产,改由地方官吏兼管。嘉庆前期社会较稳定,瓷器生产仍能维持较高水平。以后,制瓷工艺虽沿袭前期做法,但制作逐渐粗糙,失去章法。从整体来看,瓷器的胎质、釉质、品种各方面都较前朝有了些退步。


  窑变红釉瓷器的胎骨较乾隆时有所变化,稍显得粗松了一些,洁白程度上也差了一些,器物胎壁较前朝略显厚重。总体上讲,民窑胎质较为粗糙,官窑瓷胎在这些方面也比不上乾隆时期。


  从瓷釉上看,嘉道时期的窑变红釉红色的面积较乾隆时更大,蓝色的面积则更小。亦有部分器物呈现蓝、紫、红、草绿、月白等多种颜色融合交织的效果。但仍有少数例外。里口部分多为浅蓝或蓝红色交织的釉面效果。底部仍施以黄褐色釉,施釉较为均匀。少数器底露胎无釉。


  釉质较乾隆时稍差一些,釉面同样光亮润泽,器表偶见有细碎开片纹。此时的施釉工艺较乾隆时有了极大的差距,器底垂釉现象特别严重,一般采用后修胎的方法,因此在底足部分普遍出现缺胎少釉的现象。


  嘉庆窑变红釉瓷的款识为“大清嘉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阴刻款。道光时多见“大清道光年制”六字篆书刻款或楷书款。民窑一般都无年款装饰。


  (四)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


  咸丰至宣统时期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手工业日趋萎缩。这一时期的瓷器烧造水平进一步陷入了低谷。仅有光绪朝瓷器制作工艺较有起色,但也无法与雍正、乾隆时期相提并论。清人许之衡说:“嘉庆虽犹存典型,然仅虎喷中郎之似,道光画笔出以轻俏,而物料美感远逊前朝。咸同一蹶不振,虽美术退化,亦时势使然也。光绪稍稍复兴,但有形式而乏之精神矣。故观于瓷业之盛衰与历史世代变迁之局成正比例。然由朴以趋华,由简以趋,乃必循之轨也。”这段话正是概述了清代嘉庆以后社会局势的变化与制瓷业状况的因果联系,以及在此时期瓷器制作的总体特点。


  这一时期窑变红釉瓷的胎骨显得更为粗松,器壁更加厚重,击之有“嘭嘭”的浑厚声感。有些官窑器物底足处呈现淡淡的“火石红”斑,民窑器胎骨多为灰白色或白中闪黄色。


  瓷釉方面有了较大的变化。釉面上的蓝色几乎不见,甚至变为全红色。有的器物仅在口沿内部留有不规则的蓝色或紫色窑变痕迹。由于烧制时釉面流动性大,在器物口沿以及棱角釉面稀薄处多呈现月白色或白中闪黄色。到光绪、宣统时还出现了釉面演变为红与黑两种颜色组成的一个窑变品种。民窑器中有些小件文具釉面变化丰富,类似于乾隆朝,但其釉质和胎质方面远不及乾隆。器底酱釉呈黑紫色,施釉均匀。


  窑变红釉瓷的表面施釉更厚一些,均超过了以往。有些小件器物如观其断面可发现釉的厚度几乎接近于胎骨的厚度。釉面上普遍分布有极其细碎的开片纹,并且“崩茬”现象极为严重。除光绪、宣统朝外,其余官窑器表釉色暗淡,光泽感较差,釉色普遍不及以往艳丽,稍有灰暗。民窑器物釉质粗糙,还常见有气泡。这时期垂釉现象依然严重,也要进行后修胎,出现缺胎少釉现象。


  款识方面,咸丰年款为“大清咸丰年制”六字两行楷书刻款。同治时为“大清同治年制”六字两行楷书阴刻款。光绪时为“光绪年制”四字两行楷书款或“大清光绪年制”六字三行楷书刻款。宣统时为“宣统年制”四字两行楷书刻款。但这一时期的年款一般和前期相比均比较少见。


  清代窑变红釉瓷器的器型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从功能方面上看大致是这样一个特征:官窑以大型的陈设瓷器居多。例如,各种瓶、尊、壶、花觚、花盆等。此外还有体型较小的花浇、各式洗等。民窑器物则以实用器为主,主要是水呈、笔洗、笔筒等文房用具,此外还有香炉等一些实用器。但是,不论官窑民窑,盘、碗、碟等小型生活器皿均比较少见。


  从种类的变化上看,官窑瓷在雍正、乾隆时期品种丰富,而到了嘉道时器型减少,有各种瓶、尊、动物造像。咸丰同治时更显单调,多为贯耳瓶。光绪时有尊、贯耳瓶、海棠式瓶、笔洗等。宣统时有贯耳瓶。


  从器物线条上看,雍正时的器型线条流畅,柔中带刚,自然生动。大器庄重而不显笨拙。乾隆时的器型多数能保持雍正时的风格,也有的失去了雍正时的典雅柔和之感。嘉道时的器型线条略显生硬,大器略显笨拙。咸丰到宣统时期,器型线条多数不够生动柔和,显得比较死板,大器也更显笨拙。


  以上是从几个方面将清代窑变红釉瓷器的演变规律分别加以论述。当然,这些只是普遍性的特征,总会有些例外的情况。大家在鉴定时,要从器物的瓷胎、瓷釉、纹饰、款识、器型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任何只注重某一方面的鉴别,是片面的和不科学的。同时,通过对清代窑变红釉瓷演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清代社会和制瓷业由盛转衰的历史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