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沙窑瓷器是中国出口陶瓷中较早的品种之一,在中世纪繁华的城池,无论是豪华的宫殿陈设,还是贵族们的杯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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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窑瓷器是中国出口陶瓷中较早的品种之一,在中世纪繁华的城池,无论是豪华的宫殿陈设,还是贵族们的杯盘碗盏;也无论是僧侣们的饭钵净器,还是骚人们的文玩清供等,都能见到长沙窑的影子。但长沙窑昙花一现的历史,使得它久久尘封在茫茫的文化海洋中。直到20世纪,随着世界考古的发展,长沙窑瓷器才开始慢慢揭开其面纱,尤其是海外的发现,引起了世界陶瓷学界的关注。

  与国内同时期的陶瓷相比,长沙窑瓷器显然被“南青北白”的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所遮掩,但长沙窑的印记可称得上是“中世纪的绝唱”。关于长沙窑的名称定位,也有过困惑。而围绕这一名称的相关链接则有“岳州窑”、“瓦渣坪窑”、“湘瓷”、“铜官窑”、“石渚窑”等。“岳州窑”一词的出现较“湘瓷”要早。“茶圣”陆羽[唐肃宗上元(760年)前人]在《茶经》中提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上,殊不为然。”唐代“岳州窑”瓷器1952年在湖南省的湘阴县的铁角嘴找到了窑址。比陆羽晚的唐代诗人刘言史(9世纪初)在《煎茶诗》中写道:“湘瓷泛轻花。” “石渚窑”的出现又在前两者之后,9世纪中期的唐代诗人李群玉在《石渚》诗中写到石渚一带烧制瓷器的情况: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湘浦,即今天的石渚一带。1956年在湘江岸边的铜官石渚瓦渣坪一带找到了“长沙窑”瓷器。“铜官”一词出现更早,在《水经注》中记载:“铜官山西临湘水。”可见,这个命名为“长沙窑”的瓷器包含了“铜官”、“石渚”和“瓦渣坪”三个含义。也就是说,长沙窑瓷器的名称界定,从某种意义上讲包含了以上各个名称的内涵,只不过是这一名称的时空不同而已。就像我们对“越窑瓷器”的命名一样,中国瓷器的命名很多是指瓷器的窑系,而非具体的某个局部瓷器产地。窑系的归位是拥有相同的瓷器特征和有遗传基因的瓷器脉系及延续关系。


  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与许多文化形态一样,瓷器本身就包容了很大的文化容量。瓷与茶、瓷与酒、瓷与绘画、瓷与书法、瓷与诗等构成了复杂的文化综合体。长沙窑瓷器在中国的瓷器舞台上较早地让我们领略了这种情怀和辉煌。


  唐诗是中国文化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承载着大唐的兴衰和荣辱,也托举了中国文学的光华和璀璨。长沙窑瓷器上出现的唐诗诗文,没有理由不让我们相信这承载唐代主流文化的载体之一——长沙窑瓷器的重要性。作为工艺美术的瓷器在与融会东方哲学精神和情致的诗学意境里得到了提升,这一方面告诉我们长沙窑瓷器透析出来的社会风尚和文化趣味,同时也说明了在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独占风头的唐代社会里,长沙窑瓷器在试图跻进主流文化里保持了一分独特和个性,也因此得到了海外和时人的青睐。唐代以前瓷器上的装饰比较少见,而以诗文装饰则更少,可以说是长沙窑瓷器开创了诗文装饰的新局面。


  在“诗言志”的哲学思潮影响下,唐诗被赋予了很多的社会意识和人文责任,它不仅是文人遣怀和抒发幽情的软载体,更重要的是时代情境和社会状态的一面镜子。这些唐诗的内容折射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有边塞生活,也有文人雅趣;有商贾市井,也有婚姻爱情;有离别友情,也有仕途坎坷等。如杨师道《南行别弟》:“万里人南去”、张氲(713—756)《醉吟三首》:“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等等。


  从这些诗文可以看出,唐诗文是长沙窑瓷器重要的装饰内容,随着它的外销,也将这些诗文传到了海外,传遍了全国。


  长沙窑瓷器与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是中国较早输往国外的三大陶瓷品种。随着长沙窑瓷器的国内外输出,这一独特的陶瓷装饰形式也在第一时间传达了一种信息:唐诗中所包孕的文化、心绪、责任和社会意识。考古证实,长沙窑瓷器在国内的十几个省份有发现,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在长沙窑瓷器的视野中,我们在发现这些醒目的诗句外,也有很多的谚语、俗句等。除了与其他同期瓷器不同的文字装饰外,也有大量的动植物纹饰,俨然一个欢快的动植物乐园。也有如一幅幅精美的异域风情画,无论是在中国瓷器史上还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长沙窑瓷器都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