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讨论问题前,有必要把本文引用的主要参考书,涉及到的有关名称和容易混淆的概念,作如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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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问题前,有必要把本文引用的主要参考书,涉及到的有关名称和容易混淆的概念,作如下说明:

    1、主要参考书是“邛窑”的代表作——耿宝昌主编的《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 和长沙窑课题组编写的《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


    2、单独介绍“长沙窑”时称“长沙窑彩瓷”见拙作《长沙窑彩瓷》,福建美术出版社 2002年出版 。谈“长沙窑”渊源时,把“长沙窑”放在“岳州窑青瓷”中介绍见拙作《岳州窑青瓷》,台北度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8年出版 。


    3、“岳州窑”主要包括该窑的代表性瓷窑——湘阴青竹寺窑东汉、三国 、湘阴窑晋至隋唐 、湘阴铁角嘴窑唐 、长沙窑唐、五代 、湘阴白枚窑宋元 、以上概称“岳州窑”。


    4、为什么把“邛窑”和“长沙窑”称为“姐妹窑”呢﹖这是根据“姐妹窑”开始出现釉下三彩的装饰特点确定的,因为“邛窑”的釉下三彩始烧于隋,所以称“姐”;“长沙窑”瓷釉下多彩瓷始烧于唐,时代略晚。所以称“妹”。隋、唐的历史年代毗连在一起,有如姐妹。如果从“姐妹窑”始烧青瓷的汉、晋算起,汉至隋代相差5~6个世纪,那就是“母女”关系了。所以笔者把“岳州窑”视为“姐妹窑”的阿妈或阿姨。


    5、从古窑址的横向关系去看“姐妹窑”。只能把“两窑”的具体时间局限在先后出现高温釉下三彩具有时代特色的隋唐时期。也就是说,其相对年代——指隋唐时期的“邛窑”和唐、五代时期的“长沙窑”,以及唐代的“岳州窑”即湘阴铁角嘴窑 。


    一、评《“长沙窑”源于邛窑说》


    作者张天琚:《“长沙窑”源于邛窑说——兼与周世荣、刘伯元先生商榷》一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04年6月16日“收藏鉴赏周刊”。


    张文首先承认“由于装饰风格、工艺流程,特别是产品形态的相同和相似,有的专家把邛窑和长沙窑比作‘姐妹窑’,这是有道理的。”


    张文接着又说:“但是,邛窑始于东晋,发展于南朝,成熟于隋,兴盛于初唐,至唐末五代长盛不衰,结束于南宋晚期,共历了9个世纪。而长沙窑则兴起于‘安史之乱’之际,盛于晚唐,而衰于五代。也就是说‘姐’窑比‘妹’窑至少早诞生三四百年,而且‘姐’窑的年龄比‘妹’窑的年龄长达六七百岁。”


    张文说:“邛窑始烧于东晋……共经历9个世纪。”根据以上“长沙窑”演变的一览表所示,长沙窑始烧于东汉,共经历13个世纪有余。两窑相比,长沙窑的年龄比邛窑大4个世纪的春秋岁月。


    张文引用1982年,即20年前已显得陈旧、过时的《中国陶瓷史》大做文章,并提出颠倒历史的“长沙窑源于邛窑”的立论是不符合历史客观事实的。


    张文称邛窑在隋代才“破天荒”地创烧出高温褐、绿、黑彩绘瓷。可是,岳州窑却早在东汉创烧了青釉褐彩瓷周世荣《江南地区青竹寺窑、湘阴窑的青釉褐斑装饰》、《中国陶瓷研究会1994年年会论文集》 (图1-2),晋代已出现釉下蓝彩盘口壶周世荣:《岳州窑青瓷》图55 台北度假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 (图3)。


    张文说:“湘阴窑怎么能成为邛窑的阿妈或阿姨呢”。


    以上有事实为证,所以笔者才得出:“由此可见,湘阴窑即岳州窑 也许是姐妹窑的阿妈或阿姨”的结论。


    二、再评《长沙窑源于邛窑再说》


    张天琚《长沙窑源于邛窑再说——兼谈“神州代有名窑出,各领风骚独自妍”并答罗平章先生》一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8日。


    张文中再次否定长沙窑源于岳州窑,是缺乏依据的。据《长沙窑》介绍,唐代的岳州窑湘阴铁角嘴窑 与长沙窑出土的青瓷,其造型和烧造工艺,胎与釉,烧成温度均十分相似,如:“长沙窑产品采用高温一次烧成,胎壁呈灰白,或浅褐色,一般火候未超过1200度,瓷化程度不高而类似炻器stoneware ,有生烧现象。产品以轮制为主,其中青瓷碗的胎质、釉色和造型十分相似。”


    岳州窑青瓷可分为五式:  I式,圆口,尖唇微收,腹壁圆收,玉璧底,施半釉。II式,圆形、尖唇,大敞口,腹壁斜收,玉璧底。Ⅲ式,圆口,尖唇外收,腹壁圆收,玉璧底,少量为玉环底。Ⅳ式,圆口,凸唇外卷,腹壁圆收较厚,玉璧底,多施半釉。V式,葵花口大碗,状如钵,尖唇,外卷沿;瓜棱式弧型器腹,玉璧形圈足,圈足与器壁连接处有切入胎内的刀痕。


    1983年长沙窑区长垅坡出土了瓷碗31件,全部是青瓷,未见釉下彩碗,除3件窄沿圈足葵花口碗外,其余全部是玉璧底圆口碗,其形制与岳州窑产品极为相似。其中有岳州窑I式碗5件,Ⅱ式碗18件,Ⅳ式碗2件,V式碗1件。蓝岸嘴T2出土碗共144件,除17件为釉下彩外,其余127件全部为青瓷碗。其中有岳州窑I式碗33件,Ⅳ式碗3件,共91件。


    以上长沙窑产品中的青瓷碗,不仅造型与岳州窑产品极为相似,而且釉的化学成分也十分相似。


    以上表明长沙窑产品中,碗类以青瓷为主,且造型、化学成分与岳州窑产品相似。从而可以证明张文说:“长沙窑与岳州截然不同”的论断,没有事实依据。


    张文说:“长沙窑 与邛窑相差无几”的推论,缺乏事实依据。 下面试将“姐妹窑”出土的“碗”作为例子,借以论证“姐妹窑”之间的差别。


    根据《邛窑古陶瓷研究》中的《邛窑古陶瓷简论——考古发掘简报》介绍:碗,共出土各式碗5464件。A型浅腹碗共分十六式,其中I式、Ⅱ式、Ⅳ式、V式、Ⅶ式、Ⅷ式、X式、XI式、XⅡ式、XIV式、XV式、XVI式等十二式中为饼足。B型深腹碗可分为九式。其中,Ⅱ式、Ⅲ式、Ⅳ式、V式、Ⅵ式、Ⅶ式、Ⅷ式、IX式等八式为饼足以下从略 。


    唐代长沙窑和唐代岳州窑出土的碗,100%是圈足。而从未发现1件饼足器。从而可以证明长沙窑包括唐代岳州窑 生产的碗与邛窑生产的碗的装烧工艺显然有别。


    其次,再把“碗”中是否有支钉痕加以比较,借以论证“姐妹窑”之间装烧工艺中的差别。据《邛窑古陶瓷研究》介绍:邛窑A型碗中的I式碗、Ⅱ式碗、V式碗、Ⅶ式碗、Ⅷ式碗、IX式碗、XⅡ式碗、XIII式碗、XIV式碗、XV式碗及B型碗中的I式碗、II式碗、Ⅲ式碗、Ⅳ式碗、V式碗、Ⅵ式碗、Ⅶ式碗、Ⅷ式碗、  IX式碗等等,全部出现支钉痕。


 可是长沙窑包括唐代岳州窑等 出土的碗100%的产品不见支钉痕。所以张文说:“长沙窑与岳州窑不同,而与邛窑相差无几。”之说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张文说:“须知就窑具和器形而言,长沙窑有的,邛窑全有;而邛窑有的,长沙窑未必有。”


    此说,后面一句说对了,“邛窑”与“长沙窑”虽属姐妹窑,但两窑差别很大,所以,“邛窑有的,长沙窑未必有”说对了。


    但“就窑具和器形而言,长沙窑有的,邛窑全有”则不符合事实。


    例如,长沙窑窑具中的“火照”非常特别。一般常见的“火照”呈三角形或不规则形的瓷片。而长沙窑的火照是用多种器形制作的。其中有碗形火照,盒形火照和钵形火照。笔者翻遍了《邛窑古陶瓷研究》,却找不到“火照”的踪影。


    谈到“器形”——唐代长沙窑出土了多种类型的背水壶,其中有釉下彩阿拉伯文背水壶、宝塔纹背水壶、绿釉背水壶、褐釉鱼形背水壶等等。这种背水壶的系钮便于引绳悬挂,对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游牧部落来说,迁徙时携带它是再好不过了。所以这种产品主要是一种特制的外销瓷。可是翻遍了《邛窑古陶瓷研究》一书,同样找不到背水壶踪影。


    证明张文所说的“长沙有的,邛窑全有”的推论毫无根据。


    张文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任何古瓷窑也不例外。对所谓古代瓷窑都采取‘独自妍’的态度,必然割断某一瓷窑与其他瓷窑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存在的客观联系。那么,要‘弄清其发展轨迹’,只能是空话”。又说:“在人类发展史上,全世界所有的陶瓷窑上都客观上存在着‘优劣’、‘高低’之分。在时间上都有一个产生先后和存在的长短区别。”言下之意,长沙窑与邛窑之间,应当在时间、空间和产品“优劣”等方面比比“高低”。


    先谈“时间”与“空间”比高低——前面虽然已经谈到,现在重复再说一遍,张文曾说:“邛窑始烧于东晋,共经历9个世纪。”而长沙窑渊源于岳州窑,始烧于东汉,共经历13个世纪而有余。   


    两窑相比,年龄相差太大。


    再谈比“优劣”和“高低”。由于邛窑的釉下多彩瓷始烧于隋,长沙窑的铜红釉彩瓷也始烧于唐。所以两窑相比时把时代空间,暂定在隋唐时期。


    比色彩——


    张文说:“邛窑早在隋代就破天荒地新创了高温釉下褐、绿、黑三彩绘瓷”。《长沙窑》则说:“至盛唐末期,大致‘安史之乱’以后,逐渐烧制青釉褐彩,发展到烧制青色釉下褐绿或红 彩,以及白釉绿彩和褐绿或红 彩。在我国陶瓷史上逐步由青瓷发展为彩瓷,特别是铜红釉的出现是陶瓷彩釉工艺中一项新的突破。”


    张福康先生说:“邛崃窑部分彩瓷的装饰技术和长沙窑十分相似……但长沙窑的铜红彩则没有在邛崃窑出现过”见张福康《中国古陶瓷科学》96页 。


    邛窑和长沙窑釉彩中所含元素基本上只有铁、铜两种。但把“姐妹窑”加上“彩瓷”、“桂冠”呈色剂的则是——铜。


    其中铜绿包括铜蓝 为“姐妹窑”所共有,唯独“铜红釉”是长沙窑所独创。长沙窑铜红釉的出现和使用,改变了历史上长期以来,南青北白两分天下的格局。并逐渐形成以青、白、彩瓷三大窑系为主体的新局面。长沙窑产品不仅有釉下红釉绘画装饰,而且还生产了通体玫瑰红,茄皮紫等执手壶。


    由于邛窑只有铜绿彩,而不见铜红彩制品,所以从色彩鲜艳与否的角度相比,则显得黯然失色。


    比装饰——


    长沙窑陶瓷装饰的最大特点是首创史无前例的釉下彩绘画和首创用书写的诗歌作为装饰。


    ①釉下彩绘画装饰


    长沙窑瓷的绘画题材,其内容非常广泛。其中:


    人物画——有古人、洋人、仕女、儿童、力士和匠人,渔人等等。


    动物画——有怒狮、奔豹、跳鹿、咩羊、骏马、飞凤、翔鹤、回雁、鹭鸟、小雀、吞珠的鱼和靺羯、游龙等等。


    花鸟画——有莲花、芙蓉、木槿、水仙、菠萝状花果和不知名的山花、水草。


    风景画——有祥云、远山、危石、高塔、芦苇、帐篷、椰树林和不知名的树木,此外还有不少抽象图形等等。


    可是在《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却见不到一件釉下彩人物画和动物画。花鸟画中也只是小草而不见禽鸟。


    ②题诗装饰


    据《长沙窑》记载:1983年发掘出土物中有题诗、题字和款识的共248件。其中题诗制品共193件。可是,翻遍《邛窑古陶瓷研究》一书,这本洋洋463千字的大作中竟找不出一件“题诗”制品。


    谈到时间和空间,除了窑口烧造的历史外,还有国内外市场的远近和大小。


    张文说:“可以肯定,中唐以前,邛窑瓷器产品就已经出口海外了。国内岷江流域,沱江流域和长江流域沿岸地区,大运河故道和海外各国都出土过邛窑瓷及其残片。”


    以上所谓“海外各国”是指海外所有国家?还是少数几个国家?张文又说:“美国专家葛维汉先生等写了《邛崃陶瓷》一文。在此之前,葛先生为了写《邛崃陶瓷》这篇文章,又专程去欧美访问了一系列博物馆。”他说:“在大英博物馆和加拿大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都发现了与邛窑出土遗物极为相似的各种瓷片。”


    以上引文中的材料,含糊其辞。如与“邛窑极为相似的各种瓷片”——不等于就是“邛窑”制品。所谓大英博物馆和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博物馆的藏品——也不等于是当地出土的“邛窑”制品,而《长沙窑》所介绍的长沙窑制品则全部指出土实物标本而言。据《长沙窑》第五章,国内外出土的长沙窑产品记载:“国外发现长沙窑以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伊朗较为丰富,泰国、菲律宾、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曼、沙特阿拉伯、伊拉克、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较少。”又说“国内出土的长沙窑瓷器的地点有江苏扬州、邗江、镇江、徐州、吴县、无锡、上海市。浙江宁波、新昌。安徽合肥、淮南、寿县、肥东、肥西、巢县、定远、宿县、亳县。广东高州、揭西、增城、西沙群岛。广西乐平、昭平、藤县。陕西西安、河南洛阳、河北石家庄、江西安运、湖北武昌、湖南长沙、衡阳、郴州、常德、益阳、澧县、安乡、津市。福建。”这里唯独没有四川。


    也许“蜀道难,难如上青天”,交通太不方便了吧


    张文说:“邛窑工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到潭州,在今长沙市铜官镇瓦渣坪建窑烧瓷,迅速地让成熟的高温单色釉,乳浊绿釉,高温彩绘瓷和模印贴花等邛窑工艺之花在新的地方灿烂开放。并非是群众性的偶然的自发行为。”


    上述言论也没有根据。


    张文说:“长沙窑的工匠在瓷器上大量题写诗文实属首创,成就卓越,值得大书特书。但这种现象是在如下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唐代成都既是商旅城,也是文化城,文人荟萃,诗词鼎盛,中唐以前,王勃、李白、杜甫、薛涛等中华文坛上的巨星,都曾在成都展现才华,其影响巨大,深入民间,邛窑陶瓷工匠受唐诗熏陶势在必然。”


    既然如此,为什么邛窑陶瓷工匠不把诗文书写在邛窑之上。哪怕只有一首。相反的,却异想天开的把“值得大书特书”“实属首创”在陶瓷上题写诗文的桂冠加在邛窑工匠的头上﹖


    张文又说:“为了躲避战乱,永泰元年765 ,诗圣杜甫从成都草堂出发,经南河到岷江、长江,顺江而下,经嘉州、戎州、泸州、渝州至云安、迁夔州。抵江陵、入岳州、大历四年769 二月到达长沙 ……据考证,杜甫迁入湖南境地之后两三年曾多次往返铜官,且在铜官石渚一带,又留下《铜官渚守风》一诗,诗中完全没有瓷业窑火的影子。”


    文中说,杜甫大历四年769 到达长沙 ,两三年曾多次往返铜官。也就是说大历四年769 ,再加上三年即772年,他暂居铜官石渚一带。撰写的《铜官渚守风》一诗。诗中没有见到长沙窑火的影子也就是说“772年”时长沙窑还没有出现。


    张文如此轻易否定当时长沙窑的存在,似乎太轻率了。因为事实并非如此。长沙窑产品早在763年已经燃起了炉火,进入生产——例如,长沙窑生产的碗形灯。是长沙窑产品中所特有的品牌。同时代其他窑口中罕见。这种碗形在长沙和益阳唐墓中均有出土。其中1952年颜家岭M955出土的碗形灯时代较早,根据与碗形灯同时随葬的CI式盘口四系瓶和开元通宝铜钱共存。其相对年代约相当8世纪中期。又:益阳赫山庙唐宝应二年763 邓氏墓也随葬有长沙窑碗形灯。由于该墓有年代可考,从而可以证明长沙窑生产的碗形灯的绝对年代不会晚于唐宝应二年。


    张文说:杜甫772年在长沙窑区的铜官石渚没有见到“瓷业窑火的影子”,如今益阳邓氏墓出土了宝应二年的长沙窑碗形灯。也就是说,早在杜甫还没有到达铜官的九年以前,长沙窑已经燃起了窑火,并生产出了碗形灯。


    因为杜甫是诗人,不是今天旅行社的导游者。导游者会向旅客介绍铜官石渚的主要景观。而诗人写诗则是有感而作。诗人不写长沙窑并不等于长沙窑并不存在。


    张文说:“邛窑工匠被迫离家,到达人生地不熟的异地他乡,当然要在其作品中抒发‘一别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了,如果长沙窑的工匠只是来自相距仅一小时或半日的水程或陆程的岳州窑系的樟树港窑、湘阴窑,那么他仍然生活在本乡本土,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思乡情绪并大量在其作品中表现呢﹖”张文又说:“‘孤竹生南岭’——如果是岳州窑的工匠来到长沙,本乡本土多亲戚,何必自喻‘孤竹’而邛窑工匠或迫于躲避战乱或迫于官府之命,告别父老乡亲远离家乡,漂泊到千里之外的异地他乡,人生地疏,从而比喻自己‘孤竹生南岭’——这才是合乎情理的理解呀。”


    张先生真是太小看长沙窑的诗文了。长沙窑的诗文中既没有提岳州窑,也没有提到邛窑的四川。但诗中提到洛阳、扬州和万里外。如:


    洛阳——自从君去后,常守旧时心。洛阳来路远,瓦用几黄金。


    扬州——一双青鸟子,飞来五两次。借向舡轻重,附信到扬州。


    万里外——人归万里外,意在一杯中。只虑前程远,闻讯待好风。


    长沙窑的诗文里涉及的路程,不仅仅是“千里外”的洛阳或扬州,而且还有万里外的异国他乡。——怎么说是指邛窑的四川呢。


    据《长沙窑》介绍,四川没有发现长沙窑制品,据《湖南古墓与古窑址》介绍,长沙出土的514座隋唐墓和500多座古窑址中没有发现一件邛崃窑产品。


    相反,震惊全世界的古陶瓷新发现在万里以外的印尼出现了——1998年至1999年,印尼“黑石号”沉船打捞出六万余件中国瓷器,有越瓷、唐三彩、唐青花和长沙窑瓷等,其中有长沙窑瓷达五万余件,占整个古陶瓷器的90%,可是“黑石号”沉船中没有发现一件邛窑制品。


    长沙窑的匠师们志在千里,邛窑工匠连“一别行千里”尚且满怀惆怅,哪里还谈得上远涉重洋跨出“万里外”的异国他乡。


    何况根据“姐妹窑”的烧造工艺分析,“邛窑”与“长沙窑”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甚至截然不同,“邛窑”匠师不可能成为“长沙窑”的创烧者或主力军。


    最后,我仍然用我曾经对“姐妹窑”评说中的三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1、邛窑和长沙窑是一对孪生的“姐妹窑”。


    2、妹妹长沙窑 比姐姐邛窑 漂亮。姐姐好比西汉卓文君,妹妹好比唐代杨玉环。文君才华横溢,玉环美若天仙。


    3、岳州窑也许就是姐妹窑的阿妈或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