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实物判断,青海东部河湟谷地在距今约7000-4000年前曾经是“彩陶故乡”。迄今已发现的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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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物判断,青海东部河湟谷地在距今约7000-4000年前曾经是“彩陶故乡”。迄今已发现的不同类型彩陶器皿中,马厂文化类型彩陶所绘制的纹饰呈百花齐放之势,而在繁多并极富变化的纹饰当中,“蛙纹”与圆圈纹构成了马石文化类型彩陶壶、罐、盆、瓮所绘图案的主要式样。“蛙纹”在众多考古工作者与博物馆人士,以及彩陶爱好者当中,是约定俗成的称谓。尤其是青海境内更是如此。但笔者认为,“蛙纹”一词的提法,有进一步探讨、商榷的必要。

    有一种意见,认为“蛙纹”是原始先民对月亮的崇拜,蛙纹实际是月宫里的“蟾蜍”云云。不错,太阳与月亮是人类幼年期最熟悉最敬畏的两个天体,视它们为伟大的崇拜对象,并进行描绘在崖画、彩陶器皿之上,这是历史的事实。但以金乌为太阳,蟾蜍为月亮的传说则远在彩陶时代之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博物馆所藏两只彩陶盆所绘的“蛙纹”形象写实逼真。所以,当时的先民绘画蛙形纹饰于陶器,与其说是对月亮的膜拜,还不如说是青蛙产卵量大,先民用蛙类企望尽可能多地繁衍后代,似乎更合理。何况与八百里秦川相距遥远的青海高原东部河湟谷地彩陶产区,“蛙纹”一开始便带有较多的抽象色彩,纵观甘青两省出土“马厂”类型各种陶器所绘“蛙纹”,总使人感到更像“人”而不像“蛙”。尤其是某些马厂类型的内绘彩陶盆,内绘一个很大的球状物,下绘“蛙纹”身子,怎么看也是人形而非“蛙”形。


    诚然,甘青两地出土彩陶器上绘有鸟纹、鹿纹、犬纹和鱼纹等,而将迄今仍生存于沼泽水池的青蛙画到彩陶器皿之上,也是非常可能的。问题是,“蛙纹”在青海彩陶特别在马厂文化类型彩陶上占的比重实在是太大了,与辛店卡约文化类型彩陶的鸟纹、鹿纹、狗纹,甚至鲵鱼、老鹰纹饰的偶一见之,情况完全不同。因为即使从当时部族先民赋予“青蛙”以多产卵多繁衍后代的角度赋予“蛙纹”以图腾的意义看,也难解释为何先民们舍近求远,不去崇拜自身的生殖功能,却要去向柔弱的蛙群顶礼膜拜。


    综观人类进化史过程,崇拜“人”的本身并形成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和神话传说,几乎是各种古老文明如埃及、巴比伦、印度、玛雅等古文明都曾有过的现象。那么,生息蕃衍于青藏高原东侧的甘青先民,将自身形象绘于彩陶之上,集生殖崇拜和“艺术”欣赏于一体,而成“人形纹”,应该说比“蛙纹”的解释更为合理一些。从同为黄河流域的半坡彩陶盆所绘蛙纹可以看到,那才是比较“写实”的青蛙,与马厂彩陶众多的“蛙纹”对照,后者“人”的特征突出,“蛙”的特征实在是太少了。


    其实,马厂类型彩陶器除大量绘制“人形纹”外,还有若干在器皿上塑造人体形象的实证。文物出版社《青海彩陶》一书42、43页插图分别为“马厂类型裸体人像壶”(乐都县柳湾六坪台采集)“马厂类型人头像壶”(乐都县柳湾出土),以及民和县山城1971年出土的“马厂类型”人头像壶,肩部塑一人的头像,头以下则以绘作“蛙纹”身子的波折纹为人的身子,也是印证所谓的“蛙纹”实为“人形纹”的例证之一。


    应当指出,“蛙纹”一词流行于青海一带,距西宁仅200公里的甘肃兰州,早已将“蛙纹”通称为“神人纹”。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黄河彩陶》系由甘肃博物馆编辑发行,其中凡对“马厂文化类型”“蛙纹”彩陶,均以“神人纹”名之,并附有一段文字解释:“彩陶上的浮雕人像和彩绘神人纹,是人神两种不同形式的表现。人的自身被神化,意味着传说中的英雄辈出时代已来临。”笔者认为,甘肃博物馆与考古界人士对“蛙纹”的命名与解释是比较科学,合乎客观事实的。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原长谢佐教授,早在十年前即表示将马厂类型彩陶器所绘的肢体纹饰,长期称做“蛙纹”似有不妥,有牵强附会之嫌。从其造型特征与先民图腾崇拜自身形体的普遍规律来看,应称“人形纹”较好。北京大学考古系副主任李水城博士在其学术著述《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一书中,称“蛙纹”为“人蛙纹”,和甘肃学术界称“蛙纹”为“神人纹”一样,是一个折衷的名称。但不论“人蛙纹”或“神人纹”,毕竟都赋予了以“人”为主的内涵。


    应该承认,新石器时代先民遗存下来的大量彩陶器皿,不仅在历史和艺术领域是一笔无与伦比的宝贵财富。作为彩陶大省或曰彩陶故乡的青海,对于马厂类型彩陶器大量出现的“蛙纹”抑或“人形纹”,以何称呼为妥当并且能与国内研究彩陶的学术界趋于“接轨”,这个研究课题确实到了必须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