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看中国陶瓷历史的发展路程,考古发掘证实,秦汉之时已出官陶之作。如出土于秦都咸阳和阿房宫、始皇陵及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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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中国陶瓷历史的发展路程,考古发掘证实,秦汉之时已出官陶之作。如出土于秦都咸阳和阿房宫、始皇陵及汉长安等地的铭文砖瓦:“左司”、“右司”、“宫疆”、“宫屯”、“宫水”,以及“宗正”、“都司空”、“右空”等,都可作为佐证实据。而瓷之贡御者,最早出唐时越窑青瓷,唐人徐夤《贡馀秘色茶盏》诗云:“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全唐诗》卷710);又陈万里先生《中国青瓷史略·二》亦言:“唐代越器,除了民间一般需要烧造外,曾经置官监窑,烧造一种为统治者所应用,即所谓进御的物品……”。而五代十国后周柴世宗时,又传有“柴窑”一瓷,然柴瓷亦因宋时已稀见,遂为后世玩家、学人亦颇多猜测,有言谓之乃吴越国钱氏之“秘色”贡瓷。个中是非曲折,还有待日后考古实物资料的发现为确证。至于入宋之初,贡瓷仍乃,及至北宋真宗赵恒之际,见有《宋会要辑稿·方域十二》载言:“……饶州浮梁县景德元年置”。又有元末人孔齐《至正直记》“饶州御土”条,载言有“御土窑”名之称谓。

    鉴于此言,而为《饶器》一文的作者认作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官窑——御土窑。


    《饶器》一文中言:御土窑,窑名最早始见于元代孔齐《至正直记》“饶州御土”条,言:“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遣官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盏、壶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


    从上述这段文字内容来看,其文中定义很明确,是指说“饶州御土”,而并非是说烧造“御土”器皿的窑——御土窑。“饶州御土”,因其“色白如粉垩”,是景德镇特有的上好的瓷土,所以为朝迁所指定、皇家所垄断,作为专门烧造皇家御用器皿的专用土。因此,朝廷“每岁遣官造器皿以贡”,是说朝廷每年都会因御用器皿之所需,派官前往景德镇督造御用器皿的烧制任务,而作为“烧罢即封”的御土开采坑(余之理解),则适时由监管景德镇民间窑务的官(余认为这就是景德镇设镇的原因)和朝廷遣官,共同执令启封御土坑进行御土的开采,以保证御用器皿的烧造任务完成之贡需,一旦烧造任务完成,御土坑的开采也就“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因而,也没有人敢私自盗采御土私下使用。


    由此可知,朝廷对御土的开采使用及管理,是有很严格制度的。这从而也说明了一点,“御土窑”是因烧造“御土”贡瓷而得名,因而为当时的民间和后人称之为“御土窑”。余认为,“御土窑”应是《窑器说》中所言:“宋时有五窑户‘公烧’者一类性质的贡窑”。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御土窑”若是官置窑,按《饶器》一文中的观点,官窑是“烧罢即封”的认定,及其文中五项结论评述。这里有一个疑问,那朝廷又何必“每岁遣官造器皿以贡”?若是官窑,只须“有命则供,无令则止”,君命所至,何人胆敢违抗!再看后一句,“或有贡余土,……”又作何解?若是官窑“烧罢即封”而“土不敢私也”,谁人又如此胆大妄为“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盂、壶注、杯盏之类,……”?很显然,如前所言,“御土窑”是五窑户“公烧”性质的贡窑,是受朝廷指定烧制“御土”贡器的窑,其“御土窑”之名由此而得,其同时也符合朝廷“有命则供,无令则止”的贡御原则,又顺应了民间窑作自身属性的实际状况,“或有贡余土……”,作为奖赏,朝廷亦允许其作器货卖。


    据此而论,对于这些既得名又得利——名利双收的景德镇“御土”制作窑户来说,他们的瓷作产品因此而备受民间人士喜爱和青睐,遂呼其瓷“御土窑”。笔者认为,“御土窑”之名应有多层涵义:一是指烧“御土”贡瓷的窑;二是指“御土窑”窑户的代称;三是指“御土窑”之贡器;四是指“或有贡余土”之器;五是指“御土窑”户日常生产的普通瓷土产品。


    综上所述,元人孔齐《至正直记》“饶州御土”条之载言,是一个学人或博古者,对“饶州御土”的外观色泽和质地,以及作为御用之土的使用状况和管理状况所作的综合评述,结论是“白而莹色可爱”。对于“御土窑”之称谓,文中未有喻“官”之意,而其言“贡”之语每每见诸笔端。因此,《饶器》作者言“官”之论是不实的,是一种牵强附会,其文中的评述“御土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窑,它比汴京官窑要早出一百余年,是延续两宋至元代烧造年代最长的官窑,也是文献记载最丰富而又翔实可靠的官窑。”是不足为信的,也是不足取的!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若按文献的考证原则,即清人朱琰《陶说》中所评:“以宋人记宋人事,铁案也”之语,若论之元人孔齐《至正直记》,是“以元人记宋人事”也。从时间跨度来看,其间又相去二百三十余年之久,其可信度和真实性相对而言要下一等。但若《至正直记》之载言,是“以元人记元人事”呢?那不就是“铁案也”了吗!


    证之实情,纵观《至正直记》之载言的字里行间,并未有给出确切的年代信息,而且从行文间的语气上判读,倒有一种“以元人记元人事”之熟稔的口吻气息。若再证之元人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四“窑器不足珍”条:“在家时,表兄沈子成自余干州归,携至旧御土窑器经尺肉碟二个,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辨。”如此看来,按此段言语推断,此日记记于至正癸卯冬日,即1363年。若按载言“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当是1333年元顺帝至顺癸酉年。而且,载言中亦明示“携至旧御土窑器”,此处用了一个“旧”字,此“旧”字“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另一可比的是,“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者”。也就是说,旧御土窑是访定器产品,而我们所知的元枢府铭器,也是白釉瓷产品。


    这里做个假设,是否可推定,元枢府器就是“御土窑”产品;“御土窑”就是元代的“御土”贡窑,元时所设的“浮梁瓷局”,只是设监监管民间窑务。《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将作院”条,言:“浮梁瓷局……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由此可见,其并非监设官窑,其御用器皿,仍采自民间贡窑——御土窑,其所垄断控制的,只是“饶州御土”而已。